关于韩愈诗歌风格研究，大致可概括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这一评价自北宋陈师道提出以来，受到较多关注，历代文学批评家针对此一现象带来的诗歌体格变化展开争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名篇《论韩愈》，分别从六个部分来论述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其中一点即将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与早期华译佛偈做比较，认为华译佛偈平仄、音韵不协调，而韩愈诗歌在声韵方面做出改善，既有诗之优美，又具文之流畅。近人程千帆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他在《韩愈以文为诗说》中认为这一手法一方面为宋诗的说理特点奠定基础，但另一方面，也给诗歌形象性丧失的可能性埋下危机。
韩愈诗风的另一特点是奇崛险怪的风格追求，此一特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不及上述两类讨论，但亦为不少批评家所关注：清代方世举以“至韩、孟好异专宗，如北调曲子，拗峭中见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概括。当代学者以全新的文化史、政治史视角重新撰写文学演变史，按照沈松勤师总结的方法来讲，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如陈允吉从社会背景分析，认为是崇佛风气下寺庙奇踪异状的佛教壁画刺激了诗人的跃动思维。胡可先先生的博士论文《永贞革新与中唐后期文学研究》，选取重大政治事件“永贞革新”作为个案，探讨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王叔文集团所推行的永贞革新打破了大历、贞元时的苟安局面，但是在短短几个月后这次革新便以失败告终，整个社会心理处于分裂状态，士风变得好奇尚怪，对于文风诗风都有很大的影响。与韩愈同时期的还有孟郊、卢仝、樊宗师等等。甚至是白居易的小碎篇章、元稹的艳体诗也与韩愈奇诡的创作特点共同概括为一个“怪”字，这一概括范围比较宽泛。
从韩愈的创作思想与理论高度来看韩诗的险怪风格，也是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之一，李壮鹰在《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中指出韩愈遵循孟子心性之学的儒学思想与其文学主张的关系：强调内心修养，也等于打破作文要遵从的一切外在巢臼。宇文所安在其《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中指出当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理念，其一是以李贺、贾岛为代表的技巧派诗人，他们主张诗歌的“精心造作”，首先考虑的是“得”，即获得意外之句，其次又将这一“意外收获”加工成一首诗。这里的创作不一定是自我情感的抒发，也可能是为了创作需要产生的诗歌虚拟意境。另一种理念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务去陈言”之说，同时韩愈又遵循着儒家诗学主流中文字“取之于心”的观点，宇文所安概括这是一种具有激进含义的自卫性举动，他首先考虑的是文学是否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商伟在《诗囚与造物：韩愈和孟郊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中也提到韩愈诗歌中的自我表达性质。
学界存在的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是，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韩愈诗歌在北宋、明清等关键时期的接受历程，《“宋代诗歌学问化”研究》追溯韩愈、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学问化诗歌创作对宋诗学问化创作的影响。《清初韩愈诗歌接受研究》探讨韩愈诗文在清初遗民诗人群、易代诗人群中的接受状况，包括黄宗羲对韩愈“不平则鸣”诗文观的超越，钱谦益主张的“转益多师”、吴伟业开创的“梅村体”也无一例外受到韩愈诗歌影响，叶燮的《原诗》更是韩愈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乾嘉时期诗话中的韩愈论》探究受温柔敦厚诗教观影响的乾嘉诗人对于韩孟“奇险”风格的讨论，乾嘉时期的诗人们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指出了韩愈古体诗的特色与价值、韩孟联句在联句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对于韩愈备受争议的具体诗篇，也展开了具体的论辩,深化了后世之人对韩诗的认识。《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指出韩愈诗歌对的岭南诗派。
一方面，从接受史及韩愈对后期文学史的影响来看，韩愈奇崛险怪诗风为诗坛提供了温柔敦厚审美标准以外的风格与品味，蒋寅在叶燮“唐诗之一大变”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认为这一“大变”最重要的是对唐诗清奇雅正美学理想的突破，并结合西方现代主义的审丑观念，以追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罗时进在《破立之际：韩愈“文人之诗”的诗史意义》中提出韩诗奇险的风格是以一种博大粗犷的原始美学标准来对抗大历以来“小诗”的颓弱，同时拒斥元和诗坛“竞为奇碎”的流俗。
但是另一方面，后世学韩者重技轻道而致产生弊端，一味发展韩诗棘喉涩舌的一面，有意破坏节奏和谐，或故意在作品中出现语助词，使诗意荡然。这一现象也为不少学者关注。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指出明人“不知韩、白、东野变体，亦未有能学之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甚至讽刺“昌黎极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为盘空硬语，以文入诗，欲自成一家，难矣。”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讲究“知人论世”，结合韩愈的性格、生平、交友来理解韩诗特点，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界的关注。周裕锴先生的“身体书写”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他认为家族普遍短寿引起韩愈的生存恐惧，而正是这一恐惧支配他在创作中出现大量和身体有关的险怪词汇，形成“痛感审美”，其意义在于对陈言套语的反击，使诗歌重新获得语言的物质性和鲜活感性。另外，韩愈的相关评传类专著也推进了韩诗研究，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韩愈研究》即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深入考察韩愈的郡望、家世、生平、交游、仕宦等生活背景，卷末并附有韩愈年表以及明清至今名家对韩文的评析，其中不乏今已罕见的文献，对于读者认知韩愈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颇具助益。卞孝萱、张清华、阎琦合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韩愈评传》也是国内韩愈评传的代表，其以家世、生平、思想、文学成就四部分，以传与评相结合的方式对韩愈的一生进行全面、重点的介绍。
应当指出，韩愈以丑为美的诗风特点日益为学界关注。以社会学、文学史脉络、身体书写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学者进行不同探讨和解释，对于韩愈个人诗歌创作及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影响不断提供新的反思和理解方式。但是韩愈奇崛诗风的另一重要特点，即其多集中于阳山时期，以及被贬阳山的特殊经历对于此诗风产生的影响，一直未被学界所重视。如关于韩愈的“身体书写”研究，观点十分新颖，但是似乎未能解释韩愈后期诗风中的存在的不少清新平淡的小诗，这种晚年心态与他在早期对死亡恐惧支配下创作的刚健奇崛的创作风格需要区别开来。若将阳山时期的诗歌特点与后期平淡雅致、“绝似摩诘”的诗风进行比较，似乎又可以说明这段经历对于奇崛诗风形成的推动作用和独特影响。另外，如果仅仅从大的社会背景分析，如中唐佛教壁画对诗人创作思维的刺激，又比如论述中唐重大政治事件“永贞革新”对于士人革新心态的转变，在这一心态之下也带来了文学上的进一步创新与开拓，等等。这些学者在文献上的甄辨与考订、整理上作出很大的贡献，推进了中唐时代风气、韩诗理解的研究，但是如果仅仅有时代背景而缺乏具体作品分析，没有做到“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则对于文学的具体理解可能会存在偏差。本文以阳山被贬的心境为切入点，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一文学现象作进一步的阐释。
参考文献[1]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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