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余华是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当代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他曾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的转型和变化，余华开始减弱了作品中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更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回归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在现实力量的感召下，创作了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他真切地体会到描写现实比形式探索有着更为感人的力量，这部作品还入选了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余华的作品，特别是90年代的长篇小说，给不同国家的广大读者带来了感动，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作品不但取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而且获得了中外多种文学奖，曾经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 ·卡佛文 (GrinzaneCavour)学奖(1998年)，美国The Barnes amp; Noble Review From Discover Great New Writers(2004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等。这种对余华作品的关注，韩国也不例外。在韩国，余华是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知名度较高的作家，他长篇小说全部已被翻译成韩文出版，一些短篇小说也已经出版，受到韩国读者的强烈的反应。《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韩国《中央日报》—100部必选书(2000年)，韩国著名的剧团“Michoo”把它改编成现代戏剧演出(2003一2004年)，受到好评。余华的作品给不同国家人民带来的感染力是令人瞩目的，这一点很有研究的价值。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韩国导演河正宇基于文学作品改编拍摄的《许三观》，受到中韩两国原著读者的强烈关注，同时不免有原著与电影改编的比较。在众多相关的研究中，对于《许三观卖血记》原著解读的文章比比皆是，但将《许三观卖血记》原著与电影《许三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却非常少。笔者通过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对参考文献的阐述和分类研究分析。
文献资料中的第一类是分析《许三观卖血记》原著与电影差异的原因。刘辉卉的《从〈许三观卖血记〉到〈许三观〉——不同文化领域下的电影改编》（戏剧之家）指出不同的国籍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学与影视间的转换必然带来不同的文化享受与视听感观。文章通过中韩的文化差异解释并比较原著与电影在人物塑造、情节设定、主题表达三个方面的差异。在角色的塑造上，他指出原著中主人公许三观出于报复心理与林芬芳发生了实质性的男女关系，所以随后许三观给她买东西又出于一种回报的心理，这使许三观的个性变得复杂多义。而到了电影，他在医院偶遇摔断腿的林芬芳，把她送回家，又买了一些罐头给她。电影这一处理更突显出许三观善良憨厚的性格，使主人公更加获得观众的青睐。主人公许三观从中国“移植”到韩国发生的一些转变，大大降低对人物的道德评判，与原著形象存在着差异。在情节上，电影为了更适应韩国的本土特色，将小说中许三观卖完血之后会去喝黄酒、吃炒猪肝，改编成了浊米酒和猪血肠。书中描写的让一乐爬上屋顶“喊魂”，电影将这一情节变成了极富韩国特色的巫术仪式。主题上，原著《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背景横跨中国历史的“大跃进”、“文革”等特殊时期，电影《许三观》聚焦于朝鲜战争后1953-1964年的南韩，原著是特殊的历史年代造就了许三观的一生，然而到了电影中战后社会消隐则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在文章中，作者并没有具体解释出电影为迎合受众做出的变化出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又或者是出于受众怎样的喜好。没有分析原著中人物、情节、背景三方面想要表达的意义，和电影在进行改编时想要表达的内容，简单的带过并不能深入了解改编的原因，更无法准确了解改编的意义。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领域不同，还有误读的原因，例如在改编中错误的理解角色形象，导致了角色拥有的特性一部分被夸大或缩小，在电影中就无法细腻准确的塑造人物形象从而产生了差异性。
类似的文章还包括池成远的《lt;许三观卖血记gt;——从小说到电影》（安徽文学），作者指出韩版电影《许三观》是另一种文化下的叙事尝试，作者通过电影的分析和与原著的对比，找出电影的特色以及它对小说原著精神的缺失。他提到电影的结尾，注重凸显人物间的亲情。而原著写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感厚重，也不无针砭时弊的写作意图。韩国的电影版取名《许三观》，本身就似乎昭示人们电影的主题不在于“卖血”，而是通过韩国的一个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勾勒出那个年代的底层韩国社会现状，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唯有亲情才能让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作者将观点放在了一种文化的情怀之上，但是在分析时并未能指出韩国社会氛围，电影想要引领怎样的价值观，在文章中仅有对比的提出，而未能深入电影的艺术表达，在结局上电影的处理方式与原著的不同，也是电影这种媒介对于作品的一种阐述。
第二类是电影相对原著的艺术表现手法研究。申永镐在《管窥韩国电影lt;许三观gt;的叙事特征》中指出韩国电影《许三观》将原著黑色幽默、重复叙事等艺术表现手法和电影艺术的特殊表达方式巧妙地捏揉在一起，在凸显原著特点的同时，体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在《许三观卖血记》这部被公认为是余华黑色幽默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作品中，作家把一个家庭的苦难史、血泪史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电影为延续原著中的黑色幽默的表现方式，除了原著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外，还增加了不少原著中没有的情节，增强黑色幽默的艺术特色，推动故事的发展。重复苦难是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特点之一，也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作者指出电影改编时增加了“许玉兰卖肾脏”的情节，相比原著更能凸显苦难中的人间温情。《许三观》的导演采用一些电影艺术手段渲染许三观与家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从电影改编艺术层面上来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在电影版中不仅有增加的片段，也有删减的片段，在比较时都应举例进行分析，增或删都有一定的意义及最终效果，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类为探究电影相比原著的缺失。张引的《许三观的银幕“回归”——韩版lt;许三观gt;改编的突破与局限》中指出由于时间长度和内容宽度的限制，电影根本无法展示小说的全貌和细节。导演所能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原著的理解，对小说文本进行取舍。整体的商业片定位，使得电影《许三观》在人物塑造、故事叙事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也体现出这次改编局限性所在。影片充分利用在视听方面的优势发挥煽情能力，但一味地煽情也丧失了余华在原著中所惯有的冷静与克制。电影版的《许三观》把着眼点放在了亲情上，而余华则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来探讨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的“艺术”。作者认为这是导演在商业化进程中的一种“妥协”，也可以看出电影和小说在创作伊始所采取的不同创作思路和创造态度所造成的差异性。在原著中的许三观本性虽善良、质朴，但骨子里仍残留着中国底层民众的愚昧与卑琐。电影中导演有意删除了许三观卑琐的性格分子，作者指出这是河正宇在处理人物时流露出的一个短板，导演还是缺乏将人物形象立起来的能力，导致他镜头下的人物过于扁平化而缺少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许三观卖血记》原著与电影之间比较研究还是凤毛麟角，在这少量的文献中也没有进行更多更细致的挖掘。前人在细节挖掘、分析差异所表现的不同效果以及其中的意义这一方面还是缺失的。小说和电影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原著有着细腻的描写，注入着特有的精神，电影无法展示小说的全貌与细节，但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影视也有着其特有的魅力，前人在对比下忽略了电影艺术带来的效果及影响。两种不同的载体，在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上都有着差异，然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最终所要表达的、诉说的是否完整展现就决定着这一艺术的成败。电影是文学作品在新时代更容易被接受的延续，影视改编的意义以及改编的得与失都是值得分析研究的方面。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原著与电影的差异，对《许三观卖血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此，笔者将联系上述研究，通过小说与电影这两个不同载体所创造的不同效果与价值，进行《许三观卖血记》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的对比研究。更加细致的挖掘其中的差异性的原因，这些差异本身带来的效果，以及在两种载体上这样的效果又将怎么被放大或缩小。分析改编中的可取和不足之处，从而能更深层次探讨不同文化下对于人性的理解，解读韩国对《许三观卖血记》的理解与表达方法。试图对《许三观卖血记》原著与《许三观》电影做一个更加具体、系统、深入的分析，从原著和电影的对比上来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以期使人们对《许三观卖血记》原著与电影之间的差异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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