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研究现状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教授、国学大师、诗人。吴家祖辈为官宦之家，家境殷实，其父与叔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吴宓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很好的熏陶，尤其受关学的影响。1917年赴美留学，认识了梅光迪，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碧德，开始研习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白碧德的“人文主义”对吴宓在学术思想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思考中国文化道路这一问题上，吴宓感叹中国国粹日益沦亡，立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改变当前的激进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学习使他对中西方的文化有了更加缜密理性的认识。吴宓虽于美国留学，归国后却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这对一个留美归国的学子而言，是让人瞠目的。吴宓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1935年，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第三编里，选了六篇论争文章，合编为“学衡派的反攻”，这六篇文章只选取了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和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两篇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其余四篇都是罗家伦等新文学家反驳胡先骕和梅光迪的文章，在导言里，郑振铎带着胜利者的口吻称“胡梅辈”办了“一个刊物”，并没有将“胡梅辈”放在反对新文化力量之中，说他们这些与章士钊一样的“复古派”是文学研究会大加讨伐的对象，“仿佛要和北京大学形成抗衡的局势”，“但终究lsquo;时势已非rsquo;，他们来的太晚了一些。” 这种经典性的总结加上1922年鲁迅先生写了《估学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批评了《学衡》创刊号上六篇文章不通，而后鲁迅又写了《“一是之学说”》一文，指名道姓的批评吴宓发表在《中华新报》上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至此学衡派和吴宓似乎已经有了历史的盖棺定论。20世纪80年代初，对《学衡》的贬低色彩依然很浓。1979年8月吴宓获得平反后至 1990 年之前的十几年中，吴宓始终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著名学者金克木在1984年9月号的《学林》中《记曾星笠（运乾）先生》一文里说：“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之后吴宓逐渐进入研究范围，与对学衡派其他成员研究的兴起有关，原来没有纳入学衡核心谱系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贺麟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直至此时，吴宓研究才又逐渐开始，到了90年代随着三次吴宓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会后大量书籍的出版，关于吴宓的研究逐步升温，并达到一个高峰。研究主要从与吴宓相关的学派、思想、生平、日记、文学等范畴展开。
（1）关于吴宓生平及其日记的研究
随着1990年第一届吴宓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吴宓生前学习、任教所在地的学者齐集西安，召开吴宓先生诞辰 95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吴宓的昔日友人冯至和弟子季羡林、李赋宁、王岷源等纷纷撰文怀念吴宓的学术功绩与文化人格，这些论文以《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为名出版，以此为标志，真正意义上以吴宓为对象的研究开始起步。1992 年 3 月，吴宓之女吴学昭著、季羡林题写书名《吴宓与陈寅恪》以清华文丛的形式面世，同年 5 月，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在咸阳开幕，《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也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1998 年 6 月《吴宓日记》（1910—1942）1—8 卷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面世，1999 年 3 月该日记的 9-10 卷（1943—1948）出完。2004 年和2005 年，《吴宓诗集》与《吴宓诗话》分别出版。2006 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吴宓日记》（续编），这套厚厚的 10 卷本日记，相对吴宓解放前所记的日记内容更完整，将文革及其之前的发生的历史记载的十分详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缪钺是吴宓五十年的老友，也写过一篇《回忆吴宓先生》的文章，用以缅怀吴宓，文章中详细的介绍了作者与吴宓相识相知的过程，并称赞“吴先生接人处世，是爽直、诚恳、光明磊落。”，这些同时代与吴宓真实相处过的人所留下来的文字更能从侧面反映出吴宓的为人和品性；再如杨绛所写《吴宓先生与钱钟书》（钱钟书曾是吴宓学生），从杨绛在清华大学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描述吴宓，让这个人变得有血有肉，杨绛在文章中如此描述吴宓：“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lsquo;傻得可爱rsquo;，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将吴宓作为一位老教授的专心学术和憨厚老实的形象刻画纸上，也让广大读者认识到了另一个角度的吴宓。
目前，对吴宓的生平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沈卫威、张弘、蔡恒、吴学昭等人，其他的诸如徐葆耕、李赋宁、郑师渠、李怡、王泉根、高恒文等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吴宓较多的关注。研究吴宓的专著为数不多，包括张弘的《吴宓：理想的使者》、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等，但是与吴宓相关的论著却不少，如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和《“学衡派”谱系》、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李怡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郑师渠的《在欧华与国粹之间》和《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段怀清的《白璧德与中国文化》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探讨了吴宓的问题。
（2）关于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对吴宓的研究始于对学衡派的研究，但并没有将吴宓作为研究重点，大多数是关于学衡派思想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述评，例如1882年张宪文发表的《学衡派浅析》中就叙述了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拥护的一些思想主张，如五四以后继续传播旧的封建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反对推广白话文等。随着对学衡派研究的深入，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逐渐受到重点关注，并逐渐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吴宓与学衡派在当时社会情境下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应该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去看待，例如张华在其《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1949年以后，学衡派在一些文学史著作里，被认为是落后的、顽固的甚至反动的，是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的混合物，不少代表人物被迫检讨，承认学衡派的错误hellip;hellip;吴宓甚至长期被剥夺教学权利。而到十年浩劫，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残酷迫害。刚刚翻过的这一页历史中，有很多我们要牢牢引为教训的东西。如何正确对待学术文化领域的反对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而另一派学者如苏光文则认为吴宓虽然“在《学衡》时期所养成的光明磊落、仁心侠骨之品格以及治学之态度，为世俗表率，为众多同辈与后学所敬佩”但是“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和国度里，仅凭传统文化之功能去教化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到头来就不能不感到是一场梦!”（1990年苏光文《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到了2000年以后，关于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开始将吴宓作为唯一角色，单独叙述吴宓在学衡派中的重要贡献以及创办学衡杂志时的重要事件活动，如沈卫威《吴宓与学衡报》等。
（3）关于吴宓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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