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的《青春之歌》作为建国以来第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成长与蜕变的长篇小说,从出版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青春之歌》可谓历经风雨,从出版到论争、改编、质疑、肯定。近年来,对包括《青春之歌》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构与重读的浪潮此起彼伏。本文以《青春之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作品在50———60年代、70———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研究概貌作一个纵向梳理,力图呈现《青春之歌》研究的历史轨迹。一、50———60年代:在“政治阶级”的批评话语中逃逸小说《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一夕间成为倍受欢迎的畅销书。然而好景不长,小说出版一年后,就出现了对《青春之歌》的批判现象。1959年,郭开在《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由此引发了《青春之歌》在文学界的轰轰烈烈的论争。郭开指斥林道静身上充满了小资产积极情调,在文中写到:“其一,林道静逃到北戴河没见到表哥,就哭得泪人似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人生地不熟,可是她却有兴致欣赏大海,在海滩上捡贝壳;其二,林道静在海边时,看到外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她却赶快走开,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的软弱表现,而在受了余敬唐的欺负后,就跑去投海,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赤裸裸的暴露。其三,林道静接受余永泽的爱情,这显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屈服”。[1]几点加起来,成为郭开对小说《青春之歌》批判的主要依据。郭开认为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2]小说中,林道静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对自身情感的认同,甚至对革命事业的诗意遐想和狂热追求,都成为小资产阶级情感而被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郭开指出并加以批判。在支持郭开这种批判的文章中,也有对林道静的爱情婚姻观提出质疑与反对的,如张虹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和刘茵的《反批评与批评》都对林道静的婚姻爱情观以及小资产阶级意识提出了质疑,认为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针对郭开等人的批判,很多学者都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很多报纸都纷纷开辟专栏加以讨论,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都持保护的态度。茅盾主要从《青春之歌》的思想内容方面予以搏击,他认为,“小说描写了林道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大体上经过了找寻个人出路、意识到个人利益要和人民利益结合、坚决献身革命三个阶段,林道静在入党以前就追求真理,坚决地进行自我改造,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符合毛主席对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的论断,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3]袁鹰则站在政治立场的角度,肯定了《青春之歌》的社会功用,还有巴人在他的《谈lt;青春之歌gt;》中从主题和艺术风格两方面给予了赞许。在这场大讨论中,批评者从文学创作表现阶级本质的角度对小说的文本表达在思想与现实的距离方面表示不满;而保护者则是对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写实小说的“文学性”的保护来考虑的。在1959年,后者的主张得到支配地位,但到了lsquo;文革rsquo;期间,在激进的文学思潮中《青春之歌》的这种lsquo;不纯性rsquo;使它沦为为lsquo;毒草rsquo;成为被人攻击的对象。五六十年代对于《青春之歌》的讨论热烈沸腾,甚至战火纷飞,受时代政治的影响,也使作品命运多舛、漂泊不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五六十年代对于《青春之歌》的讨论研究,难以摆脱阶级政治的束缚,几乎没有触及到文学本体的内部层面。在这场大讨论中,无论是“批判方”还是“保护方”都将作品人物纳入到政治领域进行严格审视,而非从文学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郭开等人以政治的概念和条文来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否定作品的倾向性来作为自己批判的立足点。而“保护方”实则对郭开这种批判倾向并无本质上的颠覆。“对于郭开所指摘的关于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之辩护的作家们也无可奈何地把它当做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认为lsquo;林道静时时流露的幻想和温情则是可供我们借鉴和警惕的rsquo;,读者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lsquo;保护者rsquo;姿态出现的众多作家对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态度与郭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4]双方都被当时“政治第一,文艺第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观、社会观深深浸染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杨沫本人在论争过后对小说文本作了修改,然而这种修改实则削弱了原作品的艺术性。我们不难看出促使《青春之歌》多次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左倾的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要求。无论是讨论还是修改,我们都能感受到文学周围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深入人心的阶级观念。二、70———80年代:于“文学本体”的批评研究中重生《青春之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大毒草横遭批判,这十年间,杨沫和她的《青春之歌》被人们长久的漠视,留下了研究上的空白。直至1978年末,“拨乱反正”使《青春之歌》重见天日。随着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全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逐步恢复贯彻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家作品。《青春之歌》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众多文艺评论家和读者纷纷撰写文章,表达对《青春之歌》重获新生的喜悦。更多的评论是把焦点放在作品修改后的艺术效果上。以王永生的《谈小说lt;青春之歌gt;》等引发了新时期“形象论”对《青春之歌》的再次关照。王永生在小说《青春之歌》修改前和修改后都对其进行过具体论述。早在195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谈小说lt;青春之歌gt;》中,就肯定了杨沫的写作才能,“小说作者以她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细致入微的卓越才能,出色地描叙了林道静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成功的塑造了林道静这一性格鲜明光辉的典型艺术形象”。[5]同时,对于小说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二十年后即《青春之歌》经过了两次修改后,王永生认为“当年的那本小册子所指出的作品的成败得失已不完全适应小说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对《青春之歌》重写一次评论”。于是就有了1980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说lt;青春之歌gt;评析》,其主要内容与二十年前的《谈小说lt;青春之歌gt;》没有大的不同,只不过论述更为详实。如对人物林道静形象的评述“小说关于女主人公林道静形象的塑造,至少有如下三点值得提及:其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作品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细腻地记录了人物的前进脚步,预示了作品人物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将会迈出更坚定的步伐;其二,小说具体刻画了使作品作品人物成长的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生动地展示了党组织对要求进步的青年的无微不至地关怀与耐心教育;其三,小说较好地处理了作品主要人物与周围人物的关系”。[6]诸如此类,王永生的评述侧重于对作品人物形象及艺术风格的分析,对作品中缺点和不足的论述仍然没有走出50年代一些评论家的范围。但是王永生的这次评述却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青春之歌》的关注,使《青春之歌》在文革的阴霾中再次露出头角,同时也对读者正确客观地认识《青春之歌》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小说《青春之歌》的修改,肯定者认为这种修改是成功的,如吴崇信就大力赞扬修改后使得林道静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且展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对于杨沫这种顺应当时政治思潮的修改,也有持否定意见的。以上就是在撰写论文过程中需要参考的一些文献。
资料编号：[79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