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处于城乡巨变时期，民工题材小说成为了作家们的研究热点。现阶段的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涵盖面广，学者们对该类小说的创作内容、小说主题、叙事模式、研究视野等均进行了多方位研究考察，著述颇丰。笔者对民工题材小说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并对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谈了研究启示。
关键词：民工题材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模式；
一、文献综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加快发展脚步，吸引了大批进城者的目光，到了九十年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市作为文明发展方向的地位迅速崛起，农村人口更是向城市大量迁移，乡下人进城务工成为热门话题。“民工潮”、“民工热”的出现，使得大批作家将目光投于民工的城市生活，关注民工生存境遇，创作出一系列描写民工生存图景的小说。随之，关于民工题材小说的研究也应运而生。笔者通过对近百篇文献资料的考察，总结出以下研究现状及研究观点。
在关于民工题材小说的主题研究上，学者们从多方位的视角出发，考察民工题材小说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张立新认为，“精英作家笔下不堪重负的lsquo;农民工rsquo;文学形象在释放其精神能量后触底，成了地道的lsquo;生存之民工rsquo;，真正沦为了弱势和边缘，除了生存，他们已经担负不起任何与精神有关的重量，越来越被动、客体化了”[1]。他的这一观点道出了民工生存边缘化的现实状况，在都市生活中，农民工已完全被作家包装成为“为生存而战”的边缘群体，小说主题则局限于书写民工生存窘况。俞世芬指出了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现实，“作家习惯了以lsquo;苦难叠加rsquo;的方式呈现城乡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将底层叙事与苦难叙事画上了等号”[2]。她的研究实质上点明了民工题材小说实质上是以苦难为主线展现民工都市生活的，这一见解较为鲜明地点出了该类小说的书写主线，并对“苦难”进行了深入分析，引发关于“苦难”的现实贴合性的思考，对于研究“民工苦难”这一命题具有相当价值。孟繁华认为，“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lsquo;现代rsquo;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3]，他的这一观点道出了城乡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城乡冲突的本质，对于研究民工题材小说的主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综合看来，孟繁华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考还不够深入，未能探寻城乡关系建设的可能性，值得笔者进一步思考研究。江腊生指出，“作家很少从人性的深度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而是把所有的错位归咎于城乡二元的对立，以此来强化自己内心道德批判的合理性”[4]，此观点提出了在小说主题的创作上，作家们通过表现城乡对立来展示民工生存境遇，但却缺少了对于民工深层次的精神剖析，使得小说主题表现得简单化，此见解发现了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问题，但论述不够全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发现了民工题材小说多以“苦难”为表现主题，并以展示城乡冲突、民工生活为主，但对如何纵深挖掘主题却未详谈，对民工的苦难生活也未从生理、心理等多方面入手详探，这几点值得笔者深究。
在民工题材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上，学者们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颇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小说在民工形象的塑造上，有脱离现实之嫌，削减了民工形象的现实价值，如江腊生、张立新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城市想象、“底层”想象的命题，江腊生认为“农民工书写的主体，逐渐从打工者本身向非打工群体的精英作家群转变，农民工的形象也自然从实体性向想象性转变。在当代作家的话语想象之下，农民工大都成了苦难的化身”[5]，江腊生鲜明地道出了民工题材小说研究现状，研究群体的转变使得作家对农民工的切实生活缺乏体验，仅凭借角色想象去塑造小说人物形象。张立新也以相似的概念指出了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现状，“作家被lsquo;底层rsquo;想象所拘役”，“lsquo;农民工rsquo;进城后的身心磨难被夸大，他们不再是城乡生活的主动参与者，他们的形象被固定在了lsquo;底层rsquo;”，他的这一观点道明了民工形象被固化的现状。 普鲁斯特曾说：“一种文学如果只满足于lsquo;描写事物rsquo;，满足于由事物的轮廓和表面现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尽管它妄称现实主义，其实离现实最远。”[6]两位学者都道出了在民工题材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出现了简单化、模式化的问题，一味叙写民工的苦难，却使得民工这一形象本身缺乏了多元内核，民工成为了“想象”的存在，虚而不实，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对于民工题材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研究给予深入的思考空间。同时，又有部分学者对小说中民工形象的价值意义进行了研究，江立华、谷玉良指出，“苦难并不是农民工主体形象的全部写照”，“记叙幸福”[7]才是农民工形象的价值所在，这一观点对如何塑造具有深层次精神价值的民工形象颇具启发价值，但对“记叙幸福”的方式方法未做全面解释，值得进步研究。徐德明探讨了“乡下人的前现代lsquo;记忆rsquo;与现代化意志的冲突”[8]，深刻剖析了乡下人进城后的矛盾形象产生的原因，即进城者在被乡土记忆纠缠的同时又承受着都市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压迫，此观点阐明了农民工矛盾形象产生的合理性，确认了其形象价值。轩红芹研究发现，农民工被作者投射为各种不同的叙事形象，“每一投射都可能是一种lsquo;社会象征行为rsquo;，都可能提供对民族自身现实处境的或深刻、或功利的重构”[9]，民工题材小说中的民工形象是对民族现实处境的合理投射，那么，深入挖掘民工形象走出城乡变革困境是颇具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意义，但又存在“虚而不实”的问题，这点对小说研究颇具启发价值。如何把民工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来书写，而非“苦难的样本”，这一问题也值得笔者深究。王文初和贺邵俊分别提出了“平民化的世俗关怀”[10]、“平民化的人文情怀”[11]的概念，关注到了底层人物个体形象的生命价值，这一话题比较新颖，还可有更多研究空间。
在民工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独特的考察视角。陈一军发现，“农民工小说叙事就是在艺术地表现富于冲突和张力的农民工的现实生活，不仅再现了这种现实生活的基本特点，而且还将它聚光放大，使其戏剧特性异常鲜明地展现出来”[12]。民工题材小说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以戏剧艺术表现农民工的困境和紧张状态，该观点视角独特，具有一定的深入研究价值。同时，陈一军还提出了“叙事的时空体”[13]概念，民工题材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时间跨度，主人公的生存价值陷入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叠冲突中，承受着漂泊游离的命运。巴赫金所言“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14]，于此得到映证。从“时空”叙事的这一角度看小说文本，不仅视角新颖，且前人研究少，颇具启发价值。周水涛研究叙事模式的角度与以上两位学者有所不同，他从研究叙事者的角度出发，发现底层叙事的差异。从“叙事人称”、“叙事立场”、“叙事指涉”[15]三方面出发，论述了在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上，叙事人的经验、立场的不同往往影响着小说的叙事走向，这就将研究方向从小说文本延伸到了小说的叙事者，这一研究范围的扩展为小说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角度，极具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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