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游侠形象塑造文献综述

 2022-08-02 02:08

文献综述

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hellip;hellip;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后来,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史记》在中国文学、史学、民族意思和文化观念塑造的地位,司马迁的努力是值得的。《史记》绝对是史书空前绝后无法逾越的最高峰。无论从史实,从文学,从笔法,从立意,从思想,从系统上衡量,史记跟其他史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创造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史记》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计130篇,52万多字,无论从内容和分量上看,都是我国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 《史记》所写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倡优,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详细且真实地记载。《史记》是每一个汉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灯塔。读了史记,了解炎黄如何统一各族,草创国家。了解春秋战国如何攻伐征战,不断融合统一。了解诸子百家如何开山立派,传播智慧。

笔者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深入了解《史记》的思想内容,对作者在其中所描写的游侠的形象进行研究以深化对于作品所表现的形象方面的认识,从而从更高的层次把握作品中游侠的人格特征,更全面的理解作品并且深化对司马迁的文学创作的认识;突出游侠形象在作者描述中的重要性,结合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探索作品对于表现时代方面的进步意义,以及探寻文学作品中游侠形象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对参考的文献进行阐述。

闻婧男在《史记游侠形象研究》中认为,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具有救人之急,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别人的利益,并且功成身退,能够以德报怨,主持正义的精神。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的行为与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相违背,因此他们也是最高统治者严厉打击的对象。 《史记》中游侠的特征是救士于厄困,以德报怨,主持正义受到民间豪士拥护,其行为不符合法律,不为最高统治者看好,其所养的食客,多为败坏其德,使其受辱。游侠身份为平民无官职没有权势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史记的游侠形象所赋予其高尚的人格精神,感召着后世的文学家,他们以各种文学形式彰显自己心中游侠的形象。这种重道义,舍身救人的人格精神植入于后世各种游侠形象之中,给予后人一种精神力量。展现了这一群体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已经不仅仅代表一个特殊群体的人格精神,而是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最美好的人格精神。因此游侠这一形象一直活在文学之中,永不褪色。

在《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中,张桂萍认为,《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涉及侠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司马迁对侠的认识。从两传文本比较分析入手,可以窥见《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虽有不同的立传主旨,但共同传达了司马迁对布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具有在大一统时代总结民族精神的意义,并且表现出司马迁多维立体的历史视野,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思维特点。

田蔚在《〈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中,选择“侠情”一词以分析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所赋予的情感及其意义向度。此处的“侠情”非为现代武侠小说中所谓的侠者的个人私情, 而是指激越而又往复跌宕的情感样式周旋较量在“侠”与“儒”之间, 冲击成“侠”与“游”的紧密结合, 最终达到太史公辨别是非、褒贬人事的深厚目的。从侠情角度分析《游侠列传》, 对于理解《史记》的游侠精神和中国侠文化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游侠列传〉立传缘由及影响》中,高建文认为,西汉初, 承战国以来的任侠风气, 加以暴秦灭亡, 各种势力交攻纷争, 社会变动依然剧烈, 给了游侠生存的土壤和空间。秦末时, 已有韩国贵族后裔张良, 家童三百, “弟死不葬, 悉以家财养士”, “居下邳, 为任侠。项伯常杀人, 从良匿”。招募一勇士, 刺杀秦始皇未果, 改名逃匿, 好为任侠。大梁人张耳原为信陵君门客, 后亡命外黄, 得当地富人女为妻, 用其嫁资致千里客, 高祖刘邦就曾从其游, 为客数月。彭越、季布和季心兄弟等人也皆为一群任侠。即使刘邦贵为天子之后, 这些任侠之气仍未消减。大臣不行君臣之礼, 专任意气, 刘邦本人也是“善施, 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好酒及色”“常避事, 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吕思勉说:“秦汉之世, 士大夫多喜与游侠交通。张良居下郑, 为任侠。项伯杀人, 尝从良匿。季布弟心杀人, 亦亡笑从袁丝匿。甚至好黄、老如汲黯、田叔亦为之。”秦汉时期游侠之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该时期游侠兴盛。

陈向春在《〈史记· 游侠列传〉的文化学研究》里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它处于上升阶段时涌现出来的游侠之士同样具有这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人群里面 ,显得相当异样 ,因此 ,如果不是对“封建”两字抱有成见或采取虚无态度 ,那么 ,游侠人格或游侠精神就应该在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并应将其视为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成分 ,加以汲取和弘扬。侠义精神的总结中国历史上对游侠精神给予肯定性评价 ,并对其特征加以总结 ,最早为司马迁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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