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贺知章称为“诗仙”，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诗风雄奇豪放。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且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秦安县叶堡乡），公元701年2月28日（武后长安元年夏历正月十六）生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另一种说法是其父从中原被贬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生，4岁再迁回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其父李客，生平事迹不详。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二十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李白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 。李白初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
李白交游广泛，又十分讲义气，重友情，他对朋友真挚的感情凝结在诗歌中，成为他心路历程的重要记录。李白创作的送别诗有一百三十多首，占其全部诗作的约六分之一，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很有艺术个性。送别诗是一个传统的诗歌题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诗经》中就有被称为“万古送别之祖”的《邶风·燕燕》和《秦风·渭阳》。送别诗的创作由此滥觞之后，直到唐代才发展到最为繁盛，艺术成就也最高的阶段。而李白的送别诗是这一时期送别诗中风格特征最鲜明，颇富艺术个性，也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风格即人”，李白的一百三十多首送别诗也正如李白的浪漫气质一样，体现出独一无二的浪漫主义色彩。近年来，文学界对李白这位伟大诗人及其诗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送别诗在李白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难免被单独列出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笔者通过查阅资料、收集信息发现这些学者的研究或注重李白送别诗在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方面的创新，或注重李白送别诗与他人送别诗的比较，而很少抓住李白送别诗中的意象来研究，尤其是李诗中出现次数格外高的“水意象”。本文主要对参考的文献进行阐述。
第一类参考文献主要是对李白送别诗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创新方面进行研究。顾俊在《浅析李白送别诗》中指出李白的送别诗众多，但与其他诗人却有所不同。李白突破了传统送别诗“有别必有怨，有怨必有盈”的情调，以其独特的个性气质，将浪漫主义与现实相结合，处处洋溢着高昂、洒脱、豪放之情，是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创新。究其成因，作者认为李白送别诗的独具一格，离不开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两个方面。首先，唐朝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开放时代，儒释道等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唐代呈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格局，这些民族文化浸润并影响了李白的思想，为李白送别诗的创新提供了文化基础。而唐代盛行的科举制度，为文人墨客提供了一条青云之路，让他们看到了辉煌前程。像李白这样拥有才华及贤能的人士，渴望通过社会的用人制度，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充满着幻想和斗志，充满着激情与期望。因此，即使在与友人离别，这种离愁别恨已不是诗歌的主旋律，更多的是对怀才不遇的悲愤、积极进取的信心、屡败不馁的勉励或追求理想的执着。诗人李白自信不羁，豪迈狂放、情感丰富，他一生渴望被重用，内心充满了斗志与激情，使得其诗能够超越现实的苦难。他擅长将多种诗体融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送别诗，或豪迈奔放，或清新飘逸，思维宽广，立意新颖，这是其送别诗不同于他人的个人因素。
第二类参考文献主要是注重李白送别诗与他人送别诗的比较。万志在《试论李白送别诗》中，就拿李白和王维在送别诗情感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在感情的真挚自然方面，李白的送别诗和王维的送别诗很相似。王诗如《齐州送祖三》，相逢而笑，相知尽在此中，相送而泣，不忍之态见于言外，结尾“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之句，写江边送行伫立遥望的情景，十分传神，倍感真挚而自然。《送别》一诗选择的是友人已离去诗人独处时的情景，在最为销魂的黄昏时刻，诗人情不自禁地自问道：“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真可谓语近情遥，一片深情尽在不言中。但王维送别诗中的情感表现往往是平和雅正的，与李诗中豪放不羁的情感迥然不同，李诗中情豪气迈的送别之作在王维诗集里是不多见的!。清人赵殿成于《王右丞集笺注· 序》中说：“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这段话正说出了王维送别诗的特别之处，即在于情性雅正，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如《送杨少府贬彬州》一诗。这是一首慰迁谪之作，用的是贾谊之事，本来最易产生激忿不平之语，诗人却用“贾谊何须吊屈平”二字平和收束。诗人情感虽深，却不作浅直抒泄，只在平和浑厚语中，留下不尽之意。李白的《送薛九被谗去鲁》一诗，亦是慰人之作。诗人开口即高呼“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立”，为朋友鸣不平。诗人又一气直下，历数古代“四公子”好士之风，相比之下，诗人对当时的不好士之风寄寓了无情的批判之情。王维《送邱为落第归江东》一诗，诗写好友落第还乡，情感却并不激愤不平。诗人怜友责已，将邱为落第之因归结为自己的 “不能荐”，并为此而“羞”，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叹诗人秉性之忠厚平和。再看李白同一题材之作《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一诗，诗人以“道可束卖之，五宝溢山河”之语来劝慰自己的友人，其中包涵着诗人对朝廷的取士制度颇为不满之情，语言激愤，溢于言表。王维的送别之作与李白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类似比较研究类的文章例如王维艳的《李白与王昌龄送别诗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李白与王昌龄的送别诗相同之处表现在数量多、类型丰富、感情真挚、体裁多样化。不同之处是选用的意象、表现的方法及语言的风格。李白的送别诗常采用酒意象与流水意象，常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达感情，语言自然明快。王昌龄的送别诗常选用月意象和云意象，采用衬托和兴喻的手法传情达意，语言清婉含蓄。
其他文章如吴同和的《情同景共 思与境偕——李白送别诗撷英》则另辟蹊径，从李白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世界出发，探究不同情感、不同境遇下的独属于李白的各类送别。作者认为“多情自古伤离别”是古代送别类诗词源源不断、佳句甚多的主要原因。虽然诗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运命有别，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各异，但其高尚的操守、淳朴的情谊、缠绵的倾诉、美好的祝福，却惊人相似。李白一生，仗剑远游，行踪无定。“凡江、汉、荆、襄、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明·刘楚登《太白酒楼记》），大起大落的特殊遭际使他有机会结识众多名流侠士、官宦庶民，却又无可奈何地辞别故旧知己、好友亲朋。每一次相逢都是一个传奇， 每一次吟别都是一支绝唱。李白集儒道释墨于一身，情感世界极其矛盾复杂。他的人生既有超脱消极的因素，亦不乏“达则兼济天下”的豪情。一方面，崇尚儒家道统，一方面，却又宣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一方面，他愤世嫉俗，欲隐居山林，返归自然；另一方面，却又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大有“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 （《赠崔侍御》）的古道热肠。这种复杂的人生观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中，所以，品咂这些令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李渔《闲情偶记》）的绝妙好诗，亦是品读他的情感世界。
从总体上看，前人对于李白送别诗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由于目前对于李白送别诗中意象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在选择文献阅读时，范围上有所扩大。本人除了对李白送别诗在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方面的创新、李白送别诗与他人送别诗的比较这两方面的资料进行搜集外，还把李白送别诗中的水意象与其他意象的作用异同分析方面的资料加入参考。在搜集过程中发现，对李白送别诗中的意象研究格外稀少，专门针对水意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发觉，对李白送别诗中的水意象研究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由此，笔者将试着以水意象为切入点，以严谨的目光为研究角度，对《李白送别诗中的水意象进行重点探究。笔者从水意象的名称、情感内涵、位置这三个研究较少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从水意象名称来细分为“百川”、“江”、“河”、“浪”、“海”等不同的水；从水的情感内涵细分为情思之水、忧思之水、壮思之水、哲思之水；从水意象位置区别及其作用分为水意象出现在开头的送别诗、水意象出现在中间的送别诗、水意象出现在结尾的送别诗。通过这一系列对李白送别诗中水意象的归纳分析，对李白送别诗中的水意象这一课题做出一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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