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与民主化转型——以韩国民主化转型为例的分析文献综述

 2022-11-0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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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2. 关于民主化转型概念的相关研究

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2009)把民主化定义为民主派战胜反民主派的政治过程。[1]波特尔(Potter,1997)在《民主化的解释》中将“民主化”定义为“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2]总而言之,正如罗斯特(Rustow,1997)所定义的那样民主化就是从威权政权到自由民主的过渡状态,[3]民主化转型就是以民主制度为目标政治制度的一种动态变迁。

  1. 关于民主化转型发生逻辑的相关研究

第三波民主化潮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南欧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蔓延到拉丁美洲,最终席卷了东欧和东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对于民主化发生逻辑研究兴趣又一次被激发起来。民主化转型的研究途径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

  1. 结构研究途径。这个途径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来解释民主化的发生。结构主义将民主化转型的发生背景分为不同的侧面,认为民主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也需要是民主制度能够巩固的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摩尔(Moore,1966)在《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讨论了在17世纪到20世纪中农业社会为什么能够转变成现代工业社会,从而他归纳出了发展民主的五项基本条件,分别是平衡发展、商业化农业的转变、地主贵族政治的衰弱、预防贵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形成、出现资产阶级领军。[4]
  2.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途径。以李普塞特为代表,他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主的必要条件还包括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宗教、阶层制度、知识分子和杰出人物的作用、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李普塞特(Lipset,1960)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这本书中把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作为影响民主化是否成功的两个变量,他强调这两个因素在维护政体合法性上缺一不可,同时具有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民主化才算取得成功。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增加和教育扩大可以改善下层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使他们的价值观接近有产阶级,使民主主义成为可能。[5]

前两种研究途径其实都是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通过归纳已经开始民主化的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积极或消极因素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结构主义的研究途径一般认为影响民主化的因素有经济发展、国家结构、阶级结构、市民社会等因素。前者通过历史阐述,后者通过量化分析都归纳出了影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

  1. 转变理论的研究途径。转变理论的研究核心就是政治精英,其实本质认为政治精英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战略选择从而引发的冲突、协调与合作形塑了政治转型事件和其进程。在胡安·林茨(Linz,1988)看来考量政体民主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政治精英的政治绩效是否能实现维持秩序和控制暴力两个基本职能,他认为影响民主化的变量有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竞争性选举、参与、纵向问责制、自由、平等和回应性。[6]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于民主转型三种方式的划分也是以不同派别政治精英的相互作用为标准的。[7]
  2. 政治过程的动态分析,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研究国家能力、大众抗争和协商机制等因素与民主的关系。这种分析途径不仅仅关注政治精英,他认为政治精英固然是民族运动的主导者.[8]但是是因为民众呼应了政治精英的动员才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这种分析途径转向了以民众为研究核心。

小结

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学的热门课题,现有的研究以民主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为主,这些研究关注到了民主化影响因素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前两种分析途径都是对于民主化的宏观分析,而没有进而讨论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也没有关注民主化中不同主体的能动性。第三种对于政治精英的分析,忽略了主体行为不只有积极,也有消极和默许。政治精英的选择和策略影响民主化的发展,他们基于利益考量而产生行为都是主动选择,但在实际治理中,政治精英并非总是在是与否之间做出选择,也并非都是对转型进行积极地影响,更多时候他们对于转型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消极或抵制,他们的一切治理活动和态度都会对民主转型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预想之内的,也许是预想之外的,但都应算作他们的绩效。第四种开始关注民众,强调革命运动中民众的作用。可见这些研究途径,要不然缺乏对于因素如何发生作用的分析,要不关注主体但忽略其相互互动,只是从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或民众的参与去分析民主化过程就显得有失偏颇,所以需要分析民主化转型的发生逻辑时,深入讨论政治精英的“积极”或“消极”治理是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其与民众的互动从而影响民主化转型的。

  1. 参考文献

[1]Thomas Carothers. “Democracy Assistance: Political vs. Developmental”[J]. Jouranl Of Democracy, 2009, 21(1): 5-19

[2]David Potter(ed, ). Democratization, Polity Press[M]. 1997. 6

[3]Dankwart Rustow. Transitia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2(3): 337-363

[4]波特. 民主化的解释[M]//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译. 台北:韦伯文化国际有限公司, 2003. 25

[5][美]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刘钢敏,聂荣译. 商务印书馆, 1993. 23-25

[6]戴蒙德. 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M]//余逊达,徐斯勤. 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7]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

[8][美]查尔斯bull;蒂利.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M].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9]卢春龙,张华. 制度选择对民主转型结果的影响[J]. 政治学研究,2017,(1):54-68.

[10]杨光斌. 一些西式民主化转型国家困境的深层原因及启示[J]. 红旗文稿,2014,(13):13-16.

[11]包刚升.民主转型中的宪法工程学:一个理论框架[J]. 开放时代,2014, (05):111-128.

[12]胡德平. 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与民主巩固[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3,(01):4-9.

[13]邰浴日. 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J]. 探索与争鸣,2012,(09):77-80.

[14]时永明. 缅甸民主化转型的特点和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2012, (02):19-29.

[15]王菲易. 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J]. 社会科学,2011, (02):31-38.

[16]尹益洙. 韩国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回顾与思考[J]. 江苏社会科学,2001, (03):111-113.

[17]杨立华. 南非的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J]. 西亚非洲,2015(04):133-160.

[18]Yin-Wah Chu.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8 No.2(1998):1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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