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韩非子的行政管理思想论述文献综述
13114126张梦垚
引言：韩非子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法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上都做出了系统的论述，这其中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究的内容，后世针对韩非子的研究有着丰富的角度和层面，留下了充实的内容，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韩非、行政管理思想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包含许多内容，既有哲学层面的人性论等思想也有法学方面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上的理论也非常丰富，而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以“韩非”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目前可搜到1998年至2017年的文献共168篇，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的相关研究，挑出与政治学相关的研究论文，共89篇。
这些论文主要包括1、纯粹从观念领域对韩非子学说的某一部分展开分析，例如哲学意义更强的对韩非子的诚信观和人性论的论述。2、将韩非子的学说与法家人物进行对比、或与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大家的学说进行对比，寻找其相同或不同点。3、主要针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进行论述，或从其法治思想的源流进行论述，或与西方的自然法进行对比。4、主要针对韩非子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思想进行论述，囊括韩非子大的方略以及小的制度，如耕战制度等。其中由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文献与本文研究方向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在此不做过多论述。主要是对第三类文献和第四类文献进行综述。众所周知，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法治思想是他的理论中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法治贯穿他的思想，尤其是行政管理思想的整体。而韩非子思想的主题就是治国理政，一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使一个国家运转的更好都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而既往研究中，这方面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
在既有的论文中，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有时在论述时是直接归入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中进行论述的，甚至于林永光的论文中直接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作为韩非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因此在本综述中，虽仍将其作为两个部分进行论述，但其中可能有重叠部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研究最早见于宫桂芝的《论韩非法治思想的本体依据和理论阐释》，在这篇论文中，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被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如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建立是基于韩非子的哲学思想和其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等。其主要内容是介绍了韩非子法治思想优越性的理论逻辑，包括韩非子由对人性的剖析指出道德统治的不可能性，进而推导出法治的优越性[1]。这篇文章作为早期研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文章，虽然论述相对简单，但尽可能全面的展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逻辑。此后，韩超在《韩非“务法不务德”思想及其伦理价值》更是针对韩非子的“务法不务德”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提出韩非子分析了儒家的德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法治思想，力求达到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具有积极价值的[2]。此后，有学者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述，如对三晋法文化的源流进行探寻，以及对韩非子和荀子以及商鞅等人法治思想的异同进行了探究。随后，王立仁又针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概要性论述，他在《韩非的法治理念》中提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认为以法治国才是治理之道，而法律就是统一民众的具体规范[3]。这篇文章详细论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道究竟是什么，以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具体应如何实施——即统一的法律规范。此后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论述仍然遵循这个逻辑进行了，但其内容更多是论述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在建构思路，李玉诚在《韩非“人法合一”理论范式的建构理路》一文中提到，韩非以“道理论”为哲学基础，以人性为现实依托建构其法治学说。他将“道”转成“理”，进而转变成现实中的“法”。循着即心言性的理路，以“计算之心”为依据塑造了一种“众人”的现实人性，预设了人与法的分裂形态；又以“虚静心”为依据，建构了一种符合“道理”的人性，并藉由“圣人”与“众人”的对立、不对等关系，使得法对众人的强制转变成众人所不知的“自身”的“道理”，从而构筑起“人法合一”的法治范型[4]。这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进行了细化和分析。接下来对韩非法治思想的研究延伸到了对其理论缺陷的探究上，李禹阶在《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理念——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中提到秦帝国政府权能的迅速失效正是由于韩非子及商鞅的法治理论中的结构性缺陷[5]。这说明，研究者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韩非子法治理念的介绍或者逻辑的梳理阶段，而是开始思考韩非子的理论其中存在的内在问题以及它们在历史上带来的影响，又深入了一层。
可以发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韩非子的治国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就是韩非子治国思想的核心，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基于韩非子的哲学思想和人性剖析而产生的。韩非子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核，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治国上具有其合理性。对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批判性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总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还具有更加细化和哲学高度的研究空间。
接下来对韩非子的治国思想，即行政管理思想进行综述。对韩非子的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最早见于林永光的《韩非行政管理思想雏议》，在这篇文章中林永光对韩非子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包括了韩非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它核心的法治思想到具体的管理措施如官员职责、赏罚、用人和管理体系等都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同时肯定了韩非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积极层面[6]。由于介绍相对全面也就难以深入了，这是早期论文存在的一个小的问题。此后更多的是对韩非子具体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论述，更细化到了思想的每个部分，如韩非子的用人思想以及韩非子的二柄论这样的论文就针对韩非子行政思想的某一部分进行了深入论述。如陈耀林在《韩非用人思想初探》中就对韩非子的“任人以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韩非子的一套择人、用人、察人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肯定了其积极的意义[7]。而在杨欣的《韩非子的“二柄论”与现代管理》一文中提到，韩非子的二柄论其内涵相当于早期的激励理论，韩非子利用对人性的分析所提出的激励理论在管理方面具有很高的积极意义[8]。此后针对韩非子管理思想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方面和层次，而不仅仅局限于综述或部分的论述，如张道勤的《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提到韩非子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说，但又从“人形利己”中发现了其积极因素，并由此引申出他以法治国的主张。从韩非子的哲学根基角度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来源进行了分析[9]。在这之后学者也针对韩非子的治理思想的部分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如周舜南在《韩非的治吏思想》中提到，韩非认为臣与主、官与民的利益都是根本对立的 ,君主必须用法律武器惩治贪官、恶官 ,以术和威势来预防官员犯罪[10]。对韩非子治理思想的论述进行到了更加深入和详细的层面。此后，林存光又针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进行了评述，这一次，林存光超过了他既往的论述式的研究，以更高的眼光对其进行了概括和评述。他将韩非子的政治学学说概括为：“韩非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为基石,讲求事理而注重参验,审合名实而强调功用,结合'势不两立'的矛盾观及对人性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过程的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建构了一套最能切合当时现实政治需要、系统而宏富的以'道'为体,以法、术、势为用的政治学说”[11]。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对韩非的治国理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与其98年对韩非的行政管理思想正形成映照，行政管理更偏重措施而治国理念的理论性则更强。宋洪兵则从身教理论的角度对韩非的术治思想进行了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在利用身教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出了一个部分对韩非子的术治思想中包含的身教内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法家继承的道家对儒家“好恶”身教政治理论的批判逻辑等[12]。与此同时，运用比较的方法对韩非子的政治理论进行分析仍然得到了延续，如王珍愚、李睿和周晶的《试比较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政治思想》，就提到人性论对治国方略确定的重要性，人性自利的理论在平衡社会利益上提供理论依据，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13]。比较方法之外，宋洪兵教授仍然发掘了新的研究韩非子理论的角度，在《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纲要——共识视域中政治价值与政治措施的有机融合》一文中，他认为“先秦诸子在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层面存在的“政治共识”,为韩非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正义性。相对于儒家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韩非子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实主义品格由此得以凸显”[14]。这篇文章仍然保持了新颖的研究视野，将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放到先秦诸子的共识视域中来进行看待，由此将其进行对比分析，从新的视角发现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独特特点，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
接下来对韩非子管理思想的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对韩非子治国方略的政体论述，包括王立仁的《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一文，这篇文章回归到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研究最初的时候宏观的概括性的视野上，通过对韩非子治国方略的总体论述来对其进行研究，这种特质也体现在之后王立仁与孟晓光的《韩非的治国方略论述》中。此后王立仁也针对韩非子的思想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即《韩非的能人政治及其意蕴》，这个研究内容在此前并未出现，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在这篇文章中，王立仁对韩非的能人政治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论述，韩非主张治国关键在治吏,治吏要选能人为官,以'能'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能人并非是全能的,因而要因'能'而任官。由于能人也是好利的,都有为'非'的可能,因而要有使他们不敢为非的'法术'[15]。其独特之处在于，他提到，不仅要用能人，更要制约能人，体现了韩非在官吏任用方面的特殊性。对韩非的政治管理思想的宏观论述仍然有着发展。丁忠兵在他的《略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中对韩非子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了新的论述，将其分为了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自利的人性论假说;二是'治吏不治民'的管理对象界定;三是'法'、'术'、'势'的管理控制思想;四是'循名责实'的目标管理思想[16]。 此后针对韩非子思想中具体观念的研究多了起来，这其中的典型包括王屾的《《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与政治心理研究》以及潘坤的《中西专制思想中'人民观'的异同——基于马基雅维里与韩非思想的比较》，这两篇文章从韩非子中不同的观念进行了横向或纵向的分析，臣观主要论述了韩非子的思想中臣的不同定位以及人民在不同理论中的不同定义发现对传统文化的新的认识。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研究在之后也经过了一个越来越细化的过程，周四丁的《论韩非以利民为核心的治国理路》提到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利民，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论点。他认为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思想都是围绕利民这个核心价值展开的[17]。当然韩非子治国方略中的其他思想也得到了重视，如韩非子的刑赏思想以及韩非子耕战制度等具体的研究也有了深入，学者们基于古代的文献和史实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阐明利弊，使对韩非子政治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认识更加明晰了起来。近两年针对韩非子的研究又回归到了韩非子的治道思想和领导方略以及具体的制度方面。宋洪兵的《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中为中国后世监察制度的建立在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中寻到了理论渊源。韩非子强调的以“法术势”对君臣关系来进行规范和引导对后世监察制度的实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8]。而在管理方略方面，周四丁在近两年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一个是无为而治，另一个是因人情而治。他认为韩非的无为是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强调君主由依靠自身美德操守和文韬武略转向充分发挥臣民的聪明才智，以达到维护权力稳定和富国强兵的目的[19]。这一点是基于韩非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概括。而因人情而治的管理方略则是指韩非全面描述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共赢的管理制度。这与最初提到的基于对人性的分析来制定管理方略内涵近似，但概括性更强，有了更为系统的升华。此外，还有杨阳的《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中对于韩非非道德主义的论述，他提到“人性好利与'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是韩非彻底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韩非认为,凭借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垄断一切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设计优势,完全可以建立起能够确保以君主利益为目的的制度环境,而'法治'与'术治'的正确运用正是君主建立和维系这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工具”[20]。其内核仍然是基于韩非对人性的分析，但对其进行了深一层的概括，并将这与韩非的治国方略进行了有机结合，其论述详尽而具备新意。这些论述都针对韩非的领导方略进行了多角度的挖掘，开发出了许多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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