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代际收入传递的性别差异文献综述

 2022-08-08 14:29:05

农村家庭代际收入传递的性别差异

摘要: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关乎社会公平,近年来我国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代际收入传递反映的是动态的机会公平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首先,城乡家庭代际收入传递大小存在差异;同时,从代际收入的传递渠道来看,父辈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代际收入传递还存在着性别差异。

关键词:代际收入传递;性别差异;农村家庭

  1.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不少社会经济问题也随之涌现,其中最突出的是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问题。尤其现阶段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频频曝光的“官二代”、“富二代”、“寒门难出贵子”等事件都激起了舆论巨浪。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出现先上升然后在高位徘徊的现象。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日益明晰,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不符。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流动性概念的提出,让人们能通过动态视角看待收入分配问题,其反映的是机会公平问题,收入流动性高说明即使现有收入水平较低,也有很大概率跃迁到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传递则是说,父辈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子代收入。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阶层固化的出现使得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较多的文献从收入流动性视角来研究收入分配,大多都是探讨同一个人或一群人不同时期的收入在同一群体收入分配中位置变化。 而Becker和Tomes(1979)指出,对收入分配的全面分析应包括同一家庭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是否平等。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是对机会公平的测度,现代社会,相比于结果公平人们越来越重视机会公平。代际流动性小,父代收入分配差距会传递到子代,这将会使社会阶层固化,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收入流动性概念源于社会分层的出现,而阶层固化是指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韦伯较早阐述阶层固化,他认为是一种“社会封闭”的过程,某一群体企图把奖酬和机会限制在有限人选的范围内,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帕金发展了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封闭的两种策略,即社会排斥与社会内固。顾辉(2015)则指出阶层固化既是社会封闭的表现,又是社会封闭的运行机制。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上理解,阶层固化是指以阶层垂直流动减少,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越来越受到家庭背景的决定性影响。

陈东(2015)实证证明了代际转移所导致的子女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因素又可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根据 Roemer( 2000) 的分类,个体收入由两类因素决定: 环境和努力。前者是不可控变量,后者是可控变量,如职业选择、工作时间、教育程度等。一些学者认为代际传递主要是父代人力资本因素导致,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代际收入传递的最重要因素。郭丛斌和闵维方(2009)引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指出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是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类似地,周兴、张鹏(2014)运用MLM模型对代际职业流动因素进行了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李仁玉等(2014)进一步指出高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工作单位性质等特征差异。谭远发(2015)认为父母政治资本通过子女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产生了工资溢价,也是说明了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的重要性 。阳义南等(2015)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子代获得社会地位及父代影响子代的主要路径,按重要性依次为教育、入党、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和创业 。

人力资本的影响一方面是来源于父辈收入差距导致的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约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户籍制度等影响导致的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差异,从本质上说这应该是家庭背景带来的差异。家庭背景内涵丰富,涉及到家庭经济收入、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关系及行业背景等。家庭背景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高低收入家庭在社会上地位的优劣势差别,基于家庭背景下的收入决定机制,将会使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存在差异。徐晓红(2016)指出教育和职业传递是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但城乡居民间传递路径存在差异。城镇居民教育传递贡献率更高,而农村居民的职业传递贡献率更高,这将会导致农村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子女更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究其原因,不外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居民向上流动路径不通畅,存在着“天花板效应”。方鸣(2010)借助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计算出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584和0.546。韩军辉(2011)指出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呈“倒U形”变化趋势。 对于家庭背景,户籍也是限制因素之一,陆益龙(2008)指出户籍制度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关关系。但由于本文研究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传递,故不考虑户籍这一因素。

关于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的研究,陈煜婷(2016)指出代际职业流动带给两性收入的结构差异仍然存在。吕之望、李翔(2017)指出代际收入弹性有性别差异,代际收入传递的渠道也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有依据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静态指标讨论的收入分配结果公平问题,也有从收入代际流动角度动态讨论的机会公平问题,但是关于性别导致的收入代际传递差异的研究较少。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知:我国相关研究历时短,面临数据缺乏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并结合国情提出建设性建议。同时,研究大多局限于现状、成因分析和政策选择,缺少对收入代际传递性别差异的计算和要素分解分析。部分数据只考虑有工资性收入的非农群体,缺少自由职业和非工资性收入的群体数据。最后,文献之间也存在着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如城乡代际收入弹性的计算,严斌剑(2014)计算出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家庭。而徐晓红(2015)发现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高于农村。本文将延续收入传递的内在机制,同时进行相关计算并探讨农村家庭收入传递的性别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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