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 前言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英国，成名后的哈代虽不断出入上流社会，也经常旅居欧洲大陆，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的小说也多以他所在的村镇作为背景。哈代发表的最后两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与《无名的德裘》遭到评论界强烈的抨击，以至于哈代对此感到十分厌倦，放弃了小说创作，转向了诗歌。《德伯家的苔丝》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中国湘西人，他的小说大多与水有关，《边城》这一类“牧歌”小说—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的人性和人生情态，还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 两本小说的作者都受自然与乡村的影响较大，所以塑造的两位女主公都是饱受父权社会的折磨，并暗含了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期许。本文将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研究两本书的深刻内涵与意义。
- 研究背景
2.1国外研究状况
Faezeh在《通过基督教女权主义分析哈代对苔丝的刻画》（”Analysing Hardyrsquo;s Portrayal of Tess Through Christian Feminism”,2013年）中，从基督教女权主义的罪恶与救赎入手，分析了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rsquo;Urbervilles,1891年）中对女性主人公苔丝的塑造。简·L·鲍纳斯(Jane L.Bownas)的《托马斯·哈代与帝国：托马斯·哈代作品中帝国主题的表现》（Thomas Hardy and Empire :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perial Themes in the Work of Thomas Hardy，2012）提出哈代不仅是一位对整个既定社会构成挑战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其著作对帝国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的作家。鲍纳斯认为，哈代提出的原始和文明的思想，是西方思想的核心在十九世纪，反对这种对立，并强调了外人对所谓的“原始”社区的影响。在她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讨论中，她分析了围绕使用性别作为一个明确的范畴，以及种族和阶级的争论，并展示了哈代如何在揭露英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时，对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压迫进行了批判。KHUZIYATOVA,Nadezhda和KUZNETSOVA，Maria在《沈从文的〈边城〉：乌托邦与理想国的对话》（Shen Congwen#39;s Border Town: The Dialogue of Utopia and Dystopia,2014)指出了沈从文以乌托邦的体裁写成，既表现了乌托邦的特征，也表现了反乌托邦的特征。沈从文散文的抒情性和诗性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主流作家的批评情怀展开了对话。沈从文在新颖性方面的创造性与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创造性一样激进。
2.2国内研究状况
早在1958年，国内就出现了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代表作之一的《无名的裘德》（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张世君的《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4期）把哈代后期的四部”性格与环境小说”——《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和《无名的裘德》(1896)看作是一个悲剧系统.这个悲剧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情节构思中没有对立面的悲剧主人公与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联系,形成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复合系统。近年来，国人开始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德伯家的苔丝》的女主人公形象。2004年，田疆丽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形象分析》（《文学观察》）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苔丝的悲剧成因。从女性主义角度评析作品的文学方式也逐渐增多，而且日渐成熟。沈从文的《边城》以其独特的淳朴，平淡的风格叙述乡间的人情世态，得到了国人的喜爱。近年来，国内很多文学评论家也相继开始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分析《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今年，张姝的《翠翠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民间文学》2018年）便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了翠翠的形象，这与《德伯家的苔丝》的一些评论角度不谋而合。
2.3与本文有关的研究
2015年，徐辉在《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探析》，对比分析了《边 城》和《德伯家的苔丝》这两部作品在乡土精神和悲剧性特色等方面的联系，指出了两部作品在关于环境育人的关系、绝望与希望等方面的描写上，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性面 貌，分别彰显了中英两国不同民族文化特色的主要原因 。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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