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作品中的悲悯情怀
摘要：悲悯情怀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品格。严歌苓的悲悯情怀在她的作品中就有了独特而丰富的呈现。其作品关注窘迫困境下小人物的生存状况，感悟变化无常的命运操纵下生命的坚韧。在作品中，严歌苓采取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和救赎的情节的建构，并用主客观交织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属于她的悲悯世界。深入追溯严歌苓悲悯情怀的成因，便可发现童年经验与人生经历对其的影响、女性作家的主体地位以及其直面现实的态度与价值观都是引起作家悲悯情怀不可或缺的因素。
关键词：严歌苓；悲悯情怀；文本呈现；艺术表现；成因
严歌苓生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度过15年的军旅生涯。20岁时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人生中的生离死别以及战争的残酷。后来，严歌苓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迟子健、余华成为同学。1981年至1986年，她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葱》、《腊姐》、《血缘》等，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1988年严歌苓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随外交官丈夫在世界各地游历，离开祖国20年。异域的生活经验使她和故土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 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在此期间，严歌苓创作了大量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天浴》、《扶桑》、《人寰》、《无非男女》、《第九个寡妇》、《白蛇》、《小姨多鹤》和散文集《波希米亚楼》等，几乎每部都获得了国内外重要奖项。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又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严歌苓是一位极具悲悯情怀的作家，她的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了复杂的人性，哲思与批判。不仅评论界对她表示肯定与赞美,而且关注严歌苓的媒体越来越多。许多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严歌苓的作品,以下从三方面来进行具体的阐述和综述。
一、有关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评论
作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严歌苓的作品给人一种超越物质层面、延伸到人心灵深处的内在体验。她本人曾用“生命的移植”来概括自己的创作动因, 并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既游离于母语主流, 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既不能被异族文化彻底同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她的文学表达成了带有异国风味的中国语言。
由于新移民文学作家所处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不少学者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切入，张栋辉在《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中认为严歌苓以精神分析心理学探测人的隐秘心理、以移民视角观照文化差异，同时吸取普伊格的同性情谊和奥涅尔的地母形象来拓展人性体验的维度，而其不变的思想内核则是中国传统的 “性善论 ”思想。余学玉在《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lt;花儿与少年gt;》中提到严歌苓笔下的移民在异质文化包围下的反抗与挣扎，在强势的异质文化不断抑制下，新移民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以及“文化边缘人”的身份体认。王博园《论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身份书写》则从性别、文化、国家种族等方面来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书写，严歌苓笔下的移民虽然跨越了国界却依然经历着迁徙之痛,面临着身份困境和生存危机。葛亮《从“土生族”到“新移民”——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中提到严歌苓将笔触深入到游移不定的文化夹缝中，体现她对于世态炎凉的敏锐观察以及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充满责任感却又凝重的心境。
二、严歌苓作品中底层写作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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