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试论白先勇笔下青少年儿童形象》的文献综述

摘要：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将传统审美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完美融合，由于他独特的经历和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他的作品主题多样新颖，多描写去国离乡的伤感以及身份认同危机。另外，白先勇与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先勇(1937——)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1958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开始他的创作生涯。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长篇小说有《孽子》：散文、文论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电影，话剧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谅梦》；与昆曲有关丛书：《白先勇说昆曲》、《姹紫嫣红牡丹亭》、《牡丹还魂》等。白先勇在1960年3月，与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他算不上多产的作家，但因其作品将传统审美和西方现代派技巧完美融合，以及对历史、政治的书写，引起了海峡两岸及海外文坛的关注。

刘俊先生认为“谈论台湾文学，自然不能不谈到白先勇，在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正代表了六十至七十年代台湾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1]

白先勇的悲悯情怀及其作品的悲剧色彩

白先勇先生的作品弥漫着深沉压抑的阴霾，塑造的人物往往都是命运多舛，在困境中挣扎生存最后以悲剧收场，字里行间散发着作者对人物的悲悯之感，这种鲜明的文学创作特点与作者的童年经验及早期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蕊在《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意识》中分析了白先勇悲悯意识的渊源，将其归结为童年经历和文学熏陶两个方面。囚鸟式的童年记忆对其文学创作有决定性的作用，“童年生活所获得的经验，是触发白先勇审美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诱发因素，对白先勇看去世界的视角和关注人类心灵的痛楚的审美情感倾向和创作范围的成型，以及他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形成和悲悯情怀的萌芽有很大的影响”。^[2]白先勇在七八岁时得肺病，被隔离的经历使他对被遗忘孤寂、悲愤和有了强烈的感受。生病的经历让他囿于楼上一隅无法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渐渐失去儿童本应该具备的丰富情感和勇气信心，而病后康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他已不能适应紧张的心理一直伴着小学中学的青春，其内心的孤寂之感反而越积越浓。他的这一童年经历，一方面养成了他内向、孤寂的性格，一方面又为奠定了他小说创作情感细腻的基调。李倩在《落进尘埃的寂寞》研究了白先勇创作悲剧的源头，身为贵族却又寞落的童年，生活在战乱动荡的时代，饱受中西方文化的撞击和熏陶，能将情感寄于文字的同性恋的特殊身份，使白先勇的作品融入了时代、社会和个人的各种丰富而特殊元素。^[3]

张丽雯在《边缘人身份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将这种心理称为“边缘心态”，“孤独让白先勇的一生都在寻找，寻找认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他又不断地遭遇被边缘化的特殊境地，这也注定了他的寻找之路将出现无数坎坷荆棘。”这种边缘化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之后的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创作心理。孙慧君在《论白先勇的创作心态》中完整地勾勒出白先勇创作心态的三个层次：“第一，深感人生如梦的一种惆怅、悲情的心态。第二，面对残酷现实而发的一种惶恐心态。第三，为突破现实困境，以实现自己生命理想的救赎心态。^[4]” 郭颖的《以悲悯情怀看待起伏人生》就具体论述白先勇作品中的悲悯情怀。她认为这份悲悯情怀是作者小说创作的核心思想，并认为这份悲悯情怀来源于佛教思想、存在主义思想以及作者的童年经历。^[5]朱华的《韶华与悲情——白先勇作品论》“从人性关注与理性拯救、流散人群的家国之殇、美少年原型与青春主题、人生和情爱、戏剧色彩与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白先勇经典作品展开分析”，指出白先勇誉为文学大师不仅仅是因为其创作高超的艺术手法、作品内涵的深刻丰富、对传统国学文化的承袭，更因为白先勇胸怀爱国之情和悯人之情。白先勇作品对易老青春与变迁时代的呈现是其最突出的卞题意旨，因此“回忆叙事”普遍渗透于其创作中，使其作品被一种浓厚的历史苍凉感所笼罩。^[6]袁良骏将不仅仅囿于《台北人》这部作品，他将白先勇笔下所有有关“台北人”的作品分为“没落贵族的挽歌”、“无辜者的哀歌”、“沦落者的哀歌”以及“弱者的哀歌”这几个章节，认为“被逐出大陆的lsquo;台北人rsquo;，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也同样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感和沧桑感”。^[7]袁良骏作为大陆学者，对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作了更为系统的分析，认为白先勇先生对他们的书写蕴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悲悯情怀是在历史变幻下的博爱。

漂泊人生赋予白先勇作品的浓郁乡愁

白先勇生于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白崇禧之子，他的生活较其他儿童相比，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特殊的年代，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辗转于中国各地。“抗战时白崇禧将军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白先勇则随同母亲一起在广西老家”“到了陪都重庆，战争虽然继续，但生活是稳定多了”“国共战争爆发后，白崇禧将军是国防部长，白先勇随他的家人大多居住在上海、南京等地” ^[8]解放战争胜利后他移居香港，1952 年迁居台湾，1962 年飞美学习，此后长期定居美国城市。抗战时期逃往周丽芬在《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城市形象》中分析，桂林是“高洁、美好的故乡”，南京是“旧梦难回的故都”，上海是“丰富而多变的城市”，台北是“萧瑟、沉闷的孤岛”，纽约是“温情、冷酷的双面都城”这些城市早已结合了作者本人在当地的情感态度和经历体验。^[9]这表面上是城市的迁徙，实际是命运的变迁，使他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之感。欧阳子在分析白先勇先生的《花桥荣记》中老板娘的形象时说她“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这里的家乡就是作者的家乡桂林。

特别是当白先勇因为历史原因来到台湾，此时他已经15岁。同为台湾现代派小说作家欧阳子，与白先勇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她对白先勇的评价较高。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lt;台北人gt;之主题探讨》中，欧阳子大致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三节。在“今昔之比”中，欧阳子又依据作者的3种观点，对“今昔”的含义进行了具体阐述：“

lsquo;过去rsquo;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lsquo;现在rsquo;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lsquo;过去rsquo;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lsquo;现在rsquo;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