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汇率制度选择与货币危机
在汇率制度选择和货币危机的相关文献中，大多学者都支持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加可以吸收外部冲击，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即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较之其它汇率制度拥有一定的优越性。Obstfeld amp; Rogoff（1995）指出，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资本市场更加开放的背景下，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承诺是不可信的，容易受到跨境资本的冲击。陈中飞等（2017）认为，市场化的汇率可以迅速调节以缓解主权货币贬值预期，从而有助于缓解国际资本异常流动，此外，汇率自由化还能显著降低货币危机爆发的概率。浮动汇率制度被认为具有外部冲击缓冲器的作用。朱琳等（2018）认为汇率制度在全球金融冲击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上发挥调节作用，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强化了全球金融冲击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质疑。Aizenman（1992）在考察汇率制度对FDI的影响时表明，无论是实际冲击，还是名义冲击，固定汇率均能保证一个较低的汇率波动从而更好地避免其对实际工资和生产的影响，进而形成较高的期望收益来吸引大量FDI流入。Chin amp; Wein（2008）的研究表明，汇率制度对经常账户失衡调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经常账户余额与净资本流动通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换言之，他们认为，汇率制度与净资本流动之间没有关系。Ghosh et al.（2015）从危机脆弱性的角度探讨了“两极化”观点，发现属于中间汇率制度的管理浮动更不易受到危机的影响。 Rey（2015）则从全球金融周期的视角切入， 他观察到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均呈现出一致性变动的特征， 而不依赖于各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陈雷和范小云（2017）指出，套息交易者的顺周期和杠杆行为会导致汇率过度波动，从而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并非最优。
（二）汇率波动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
而关于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马理等（2018）认为汇率会从实际波动以及预期波动两个方面引导资本的跨境流动。一方面，Osinubi 和 Amaghionyeodiwe（2009）的研究显示汇率的实际波动促进了跨境资本的流动，货币的贬值会导致该国FDI的增加。赵进文等（2013）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使得跨境资本获利流出，股票价格下跌，而且在危机时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另一方面，Kodongo 和 Ojah（2013）研究显示汇率预期变化对 FDI 的影响显著，当一国汇率预期贬值时，国外投资者会暂停当前的FDI 计划，直到更加有利于出口的汇率出现。苟琴等（2012）指出汇率预期变动对短期资本流动有正向的影响，即使加上一定的资本管制后，该影响仍然非常显著。田涛（2016）对比了汇率实际波动和预期波动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汇率的预期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大于汇率实际波动的影响。除了汇率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单向影响，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双向影响。Kpughur et al.（2014）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借助股市与资本的跨境流动连接起来，两者之间体现出长期的双向溢出效应。Gelman et al.（2015）指出在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的相互作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资本流动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进出口贸易对汇率波动的影响。
（三）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的关系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元素，汇率和跨境资本的变化与金融风险的发生和防控息息相关，且具有一定的交互效应。钱晓霞（2017）认为，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马理等（2018）认为从宏观上看，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影响物价和债务水平、进出口贸易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魏巍贤等（2018）认为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带来中国净出口增加，但长期会引起其国内资本外流， 造成国内投资、消费水平和实际GDP下降；人民币贬值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大于其升值对GDP的正面影响；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效应将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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