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礼堂:浙江省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建设文献综述
摘要:礼堂,是举行典礼、会议的厅堂,从“礼”诞生至今,便一直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礼堂取代传统基层社会的“统治机构”——祠堂,成为“控制”乡村社会的有力“组织”。进入21世纪,以浙江为先,礼堂政治功能衰减;山重水复,农村礼堂成为构建基层社会的崭新空间——文化礼堂,并不断发展。它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公共空间建设的历史进程,这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打破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社会,建立现代以地域为基础的人民社会的巨大成就。
2013年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绩斐然。它创造性地重拾几乎被丢弃的农村礼堂这一载体,消弭过去政治礼堂的刚性,借助更柔性的文化力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基层公共空间,树立文化自信,打造农民的“心灵故乡,精神家园”。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说明传统继承和现代化建设可以双赢,重建精神家园和打造新农村可以兼得。它是“浙江创造”的成功案例,是新时代农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关键词:农村礼堂; 公共空间;文化;社会变迁
一、文献综述
一、乡村公共空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概念,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论。1962 年他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公共空间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1]。从这一概念出发,不难发现,狭义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地理概念,指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公共使用的场所,包括城市与乡村,室内与室外;而广义的公共空间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进入公共空间的人们及其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
至今,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城市公共空间为主,包括街道、公园、广场、购物中心、体育馆等等。LewisW. Dijkstra曾探讨过“公共”“空间”的含义,结合城市购物中心、商业街、社区揭示出公共空间的三大标准。[2]而对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研究总体较少,其研究点主要集中于乡村地区的祠堂、礼堂等,如丁贤勇编著的《祠堂·学堂·礼堂: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3],以乡村祠堂、学堂和礼堂为媒介,探究上个世纪乡土社会的沧桑巨变。有关传统社会祠堂的研究,有冯尔康的《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4]、潘瑜《客家文化祠堂研究——以陆川祠堂为例》[5]等,分别从宗族社会、教化功能等方面进行探索。关于农村礼堂的研究,有黄艳笑《文化礼堂:农村新型公共空间的功能表现与文化外延——基于浙江金华下宅村文化礼堂实地调研》[6]、施小萍《努力让农村文化礼堂发挥文化养老作用》[7]等。
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才开始进行的一个研究课题,而将公共空间和基层社会建设相联系的研究更为少之。就历史与现实来看,乡村祠堂、政治会堂,以及2013年起浙江率先兴办的文化礼堂,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的沧桑巨变,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都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共同形成研究乡土社会及其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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