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与和平》中的三个女性形象文献综述

 2022-07-15 08:07

文献综述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

《战争与和平》恢弘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世界文坛,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英国作家毛姆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称赞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战争与和平》包罗万象,涉及的内容包括历史、宗教、哲学、军事、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各种研究数不胜数,对《战争与和平》中女性的思想、命运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便包括一下这些不同的方面。一类是就书中不同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如海伦和娜塔;一类是通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男性形象反衬出娜塔莎的形象特点。一类是就托翁笔下的圣徒式的女性形象,与其他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比较,也由此反映托翁的女性观;一类是从古至今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进行比较说明,以及过去的女性形象特点。

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的田瑞雪在《林区教学》中对海伦和娜塔莎进行了人物形象的分析。这是在性格上存在对立的两位人物形象。海伦是一个被肉欲迷失的堕落女子,娜塔莎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是两人也存在着共同点。基于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及相同和异同两个方面分析这两个女性,以此来揭示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境况与境遇形成的原因。田瑞雪发现了,海伦和娜塔莎都是男权制社会的牺牲品,她们无论行为上有何不同,都与男权制社会脱不了关系。海伦尽管在道德上遭人谴责,但她某一部分活出了自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娜塔莎则彻彻底底受男权制毒害,为家庭牺牲,失去了自我,亦是我们所需要深思的。

孙绍振在《语文建设》的专栏中,解析了娜塔莎的爱与美:自形而下向形而上的升华。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是贯穿首尾的人物,而在孙绍振言语中,都是对娜塔莎的赞美,在他的眼中,娜塔莎是最具光彩的。首先是在托尔斯泰对她的称呼中,并不是像对其他人一样称呼她的本名——娜塔莉娅,而是用爱称。其次是娜塔莎给安德烈带来的改变,本已在三十一对就对人生感到失望没有幸福可言的安德烈,在受到娜塔莎精神的感染后,激起了生命的活力。当然还有她对爱情的态度。这些都是间接的,当然也有直接的正面表现,如:唱歌跳舞时的娜塔莎,悉心打扮自己的娜塔莎hellip;hellip;托尔斯泰并不满足于感情静态时的浪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灵辩证法”相符,娜塔莎的感情出现危机,人物内心层次变得更加深邃,也将艺术形象推向辉煌。

南开大学的张亮在学院院报上发表的《战争与和平》中圣徒式的女性形象着重分析了托翁的女性观、人生观、宗教观。她们在托翁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命运,演绎着真实的人生,深具正教情怀的索尼娅、身为虔诚基督教的玛丽、心灵纯洁的娜塔莎hellip;hellip;虽索尼娅自身拥有足以让男人倾倒的优渥条件,但却无法摆脱性格即命运与社会氛围的制约。由于索尼娅屈从于社会氛围与“圣徒式”的牺牲性格,貌似神圣的圣母光环难掩其灰色的生命色调。社会宣扬宗教式“牺牲”成为女性行走人生的脚镣,深具宗教情怀的善良女性依旧难以摆脱孤独的命运。玛丽伯爵小姐在上帝之爱和尘世之爱已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她对上帝的信任是虔诚的,并按照基督的教义去热爱、包容、承受,但她深知作为个人应具有的尘世气息,在现实的抉择面前,她毫不犹豫地显示人之动物性需求。关于娜塔莎,她具有美好的人格,来自她所怀揣的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炽热的信仰。娜塔莎成了贤妻良母,追求平淡的生活,这亦是托翁所表达的最朴素、最真诚地女性观和生活观。

徐乐在人明日报上发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女性情节》,西方诗人素来有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心理传统,俄国的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由于无力征服自己无垠的国土,因而缺乏能赋予形式和规则的男子气概,俄罗斯人天性中更多的是女性的顺从和非理性情绪,集中表现为圣母崇拜。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笔下,理想的女性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典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赞美了“圣洁的继女”;托尔斯泰热烈赞美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青春少女娜塔莎和年轻少妇安娜,全身心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福建师范大学的吴青科在学院院报中发表了《幻灭的爱情》来解读《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矛盾情感。他认为托尔斯泰在表达自己对爱情与婚姻的感受时,将刻画的对象锁定在丽莎和娜塔莎身上,两个人都与安德烈有着特殊的情感关系。他与妻子丽莎的婚姻悲剧显示出深植于其内心的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他与情人娜塔莎的爱情悲剧则显示出他渴望美好爱情以及回归现实的理想的落空。吴青科认为,他们三人的不同遭遇及结局如实的反映出托尔斯泰有关爱情与婚姻思想变化的过程:由渴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潜意识中,他认识到自己终于被现实生活所冷落,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拥有理想而完美的爱情。他认为托尔斯泰的爱情观是这样的:爱情会影响一个人的事业,爱情需要融入到生活之中并用生活的全部来表达。

四川师范大学的谷玮洁在合肥学院学报中发表的《罪恶与救赎——娜塔莎的原型解读》,是将远古神话与宗教传统中的女性与托尔斯泰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相对应而展开的。谷玮洁将娜塔莎与夏娃做对比,从人物形象和道德这两个方面出发,与此同时,他对托尔斯泰主义也做出了自己的解析。女主人公娜塔莎的形象与夏娃形象之间呈现出内在的对应关系,在后者的参照下,娜塔莎同样大胆活泼、富有幻想,表面看上去,她的心理和行为都合乎正常的现实和理性,合乎社会道德原则,但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具有独立意识,她的深层心理是敢于违反常规的,举止行为也并不那么合乎规范和逻辑。妙龄阶段的她生活在宴饮、舞会、谈笑的“乐园”里,执著于个人的欢乐与爱情,不时喜欢上某个人,常常旁若无人地大笑和号啕。她的自我完全向 世界敞开,如同伊甸园中的夏娃一样, “自我”是赤身裸体的。失去“乐园”的娜塔莎,寻找上帝,虔诚地接近上帝。她的忏悔和斋戒祈祷源自她自身强烈的罪恶感,也正因自己的罪恶感, 才坚定不移地寄希望于基督的仁慈,以使自己得到拯救和宽恕。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她完成了赎罪,经受了各种苦难: 家族的衰败、战乱的流离、亲人和爱人的死去,终于走向了生命的成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彼埃尔结合后,娜塔莎重归伊甸园。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意识已深深渗透到作家的思想里,并贯穿于托尔斯泰的整个精神探索与文学创作之中。 他把基督之爱归结为三条: 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即托尔斯泰主义。其中,人 的道德本质问题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准则。在《战争与和平》、《克莱采奏鸣曲》、《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等一系列作品里,托尔斯泰所塑造的美丽女性形象都与道德伦理观念相联系,作者强调女性的道德状况,并且,他对于女性在伦理道德上的要求要远远高于男性。夏娃之罪在于她对神的标准的偏离,而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不管是安娜、玛斯洛娃, 还是娜塔莎,她们的罪都在于对道德的偏离。从托尔斯泰作品里的这些历经忏悔走向复活的女性形象身上无不可看到作家对于基督信仰的复杂情感体验和精神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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