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代本愿寺大名化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2022-08-30 10:08

日本战国时期本愿寺大名化的影响因素

摘要：无论是日本文化还是政治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门主题，但是研究佛教宗派“入世”这类综合了文化与政治的主题则是比较少见的，因此笔者综合了近几年来研究这两方面的学术著作。并且并没有把眼光只是放在战国时代，而是纵观整个佛教发展至今的历程。也寻找了一些东西本愿寺在近代中国的传教来研究本愿寺这一派别的内涵。

关键词：大名； 日本战国； 本愿寺；僧兵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较为权威的日本佛教著作是2008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杨曾文先生所著的《日本佛教史》。该书从日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开始详细论述了每个时代的佛教。包括佛教如何产生，哪些人物在佛教发展过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以及佛教对于每个时代的意义，这些都是杨曾文先生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安土桃山时期的佛教这一章节，杨先生论述的十分完备。

关于日本战国大名的文献则比较多，鉴于本文选题，笔者主要找了“守护大名如何形成”一类的文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金颖先生所著的《论14至15世纪日本守护大名领国制的产生》。在本文中，金颖先生详细的论述了这种制度产生的背景，如何产生以及对时代的意义。同时他还将这种领国制与日本封建土地所有制制度的形成联系起来。

同样，金颖先生的《论日本庄园制的衰落》则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从衰落的角度反向思考本愿寺得以成立这种类似的庄园制度的原因。该文主要论述了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寄进地系庄园制普及并占了统治地位,成为国家的基本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原因。同时金颖先生还论述了日本庄园制与西欧庄园制相比较有的两个特征，首先,日本庄园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寄进和自上而下的层层分封而形成。其次,日本庄园虽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但具有不纳租、国家行政机关不干预庄园事务的“不输不入”特权。但它一进入13世纪就开始动摇,渐次向武士封建领主一元领有的土地所有制转变。经南北朝内乱,除拥有强大僧兵或神人等一部分有实力的寺社庄园外,支持国家统一秩序的庄园体制基本衰落,在应仁文明之乱后,则完全消失。在长期的矛盾斗争中形成的日本封建庄园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尚没有取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衰落下去了。金颖先生从分析庄园制度衰落的社会历史条件着手,揭示了庄园制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钱静怡的一篇《日本战国时期村落与大名权力关系考论——以16世纪近畿地区菅浦村债务问题为例》给笔者思考本愿寺得以大名化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菅浦村是曰本战国时期近畿地区大名浅井氏统治下的基层村落。在20世纪初的此地神社中,数量巨大的中世纪村落文书被发现。通过对相关文书的分析可知,菅浦村需要向大名浅井氏缴纳年贡和租税。当因各种原因出现滞纳年贡的情况时,通常由来自大名一方的代官浅井井伴为村落代付,但要收取巨额利息。菅浦村并不能利用大名浅井氏颁布的“德政令”来解除与代官的债务关系,而是需要将债务详细记录在案并尽力偿还。这一个案反映出,在16世纪日本战国大名与基层村落的权力关系中,大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统治也需要利用村落内部成熟的管理机制来实行。虽然直接论述战国时期佛教入世这个问题的比较少，但是将日本战国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结合起来看待并找到了载体的学者也还是有的。这个载体就是“僧兵”，这种人民名义上属大名管理，但是实际上受法主（本愿寺主持）控制。蔡银针，郭春阳，王晓东三位就写了《中日历史中的僧兵现象对比研究》详细论述了日本与中国古代的僧兵现象，并在时代背景之下对比，进一步分析两国文化的差异。笔者继续放宽视野，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中，也有着本愿寺的影子。于是笔者开始着眼于近代本愿寺在中国的传教，进一步对本愿寺的教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忻平先生所写的《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主要叙述了近代以来，以净土真宗为首的日本佛教各宗派随日本对外扩张入华，在中国各地开教建寺、传道授徒、拓展文教社会事业，获得广泛的发展。同时他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基督教、天主教等不同，且其教义的“人世”性质也因自身的民族、地域特色而与中国佛教相异，本质则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敌视中国。故其在华发展，随着日本在华的军事失败迅速趋于瓦解。１９４５年后，苦心经菅了近８０年的日本在华传教事业已不复存在。王建萍所著的《论明治时期的东本愿寺中国布教--以小栗栖香頂为中心》则主要叙述了佛教自公元六世纪中叶从中国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生根落户,成为日本重要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佛教领域,中国一直扮演着日本的老师的角色,日中两国之间的佛教交流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近代,日本开展明治维新改革运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思潮。在此期间,日本近代佛教为积极适应国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经历着急剧变化。而与此相对,整体看来,中国并没有发生撼动清末中国佛教全体的佛教变革。由此,日中两国之间的佛教交流也展开新的局面,那就是日本佛教界掌握了主动权,积极影响中国佛教界。清末·明治期的日中佛教交流是日中佛教交流史上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研究的课题。王建萍尝试以东本愿寺于中国开教的第一人——小栗栖香顶为主线,追溯近代日中佛教交流的源头——东本愿寺的中国布教情况,从该侧面了解此时期日中佛教之间的交流状况。本文重点了探讨东本愿寺中国布教的原因、本质及其影响,并试图从中反映出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佛教与国家的关系、中国·日本及亚洲近代化的某些侧面。本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重点分析了日本幕末明治期的宗教状况,由此过渡到对于该时期东本愿寺的整体情况的分析。第二章以小栗栖香顶在中国留下的日记、佛教著作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详细回顾了东本愿寺的中国开教情况。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小栗栖香顶重要的佛教主张——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佛教同盟构想。最后一章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对于东本愿寺中国布教的评价,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笔者还发现佛教茶道与佛教有微妙的关系。关剑平所著的《从茶道看日本文化中的佛教》就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文章中认为茶道是日本特有的综合文化体系。佛教之所以能够在茶道中充分体现,首先是因为佛教在日本传统社会处于国教的地位。另外,在孕育茶道的室町时代和在茶道形成的战国时代,左右社会走向的武士阶层出于对于生命的思考(赎罪与希冀)的精神需求而以茶道为载体,同时建立起新的物质价值体系,使得茶道具价值连城,取代土地用于分封。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豪商又打造了以审美为第一目的的茶道。无论是武士的茶道,还是商人的茶道都以文化意义上的临济禅为思想基础,宋朝文人所精心构建的禅宗文化在日本饮茶生活中开花结果了。

综上，研究本愿寺或者特定教派的文献较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些佛教教派的内容，包括教义，原则，创始人，发展状况，现今存在的状况等。以本愿寺为例，有不少国内外学者研究甲午战争后大量本愿寺信徒进入中国境内传教。这些文献给笔者研究本愿寺提供了新的角度。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基本上以研究宗教为主，并没有将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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