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摘要：口语交际自民国初年发端以来，经历重书面轻口头的倒退到新课程改革以来地位不断上升，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呼吁和努力下，取得了和阅读、习作等相同的独立地位。新课程标准颁布以及部编本教科书实施以来，对部编本等版本教科书的研究以及对比研究层出不穷。对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核心概念、历史发展和国际经验等进行了介绍。已有研究大多运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教材进行系统的分析，主要探讨教材如何落实课程标准以及教材如何有效实施。
关键词：口语交际板块；部编本；人教版
一、“口语交际”的演变与相关研究史（一）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未足百年。192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提出，“国语一科分出语言、读文、作文、文字”四个小目。”[1]首次把口语和语体文并列。“语言初年多用演进法，以后多用会话，讲稿，表演”，首次对口语教学的程序和方法进行规定。1929年因白话文改革，“语言”改为采用“说话”，指向百姓日常生活话语，体现了对语言文字应用尤其是口语应用的重视。1932年公布正式国文课程标准，后经三次修正，逐步明确了语文生活日用的听说读写四种形式要求。[2]“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语文教学内容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改革中对语文课的具体要求低段包括“读书、常识、说话”，高段包括“读书和说话”，也赋予了口语教学适当的位置。很多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听说的地位、作用、教学方法。但当时的很多研究没有把听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是割裂的，违背了语言的内在规律。对听说地位定位较为先进的有黎锦熙[3]，他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深刻把握了听说读写的内在联系，确立了语文教学的内容体系，仅用一张简洁的图表理清了国语的形式与实质上的目的和个中关系，其中形式又分为读法、话法、作法、书法。话法即听说，这样的分法将听说密切联系在一起。黎锦熙提出了“话法本来比读法重要些，而且要用在读法教学之先，”并从儿童认知发展和生活经验阐释理由：“儿童运用语言的本领和经验，比阅看文字来得多而且早。”听说是读写的基础，而话法教学是一切教学入手的基础。黎锦熙在实质上提出的“增长知识与经验、发展智力、涵养感情与德性”目的，体现了其在强调语文能力的同时，重视其在锻炼人格方面的作用。程今吾[4]在《工农读写教学的实际经验》中指出说话是表达思想最常用的工具，是读写的基础。反对国语课教学偏重读写，忽视说话的错误倾向。但他没有把听和说结合起来，忽视听。程今吾表示“虽然人人在生活中都能学会说话，但是要会做报告，讲演，开会发表意见，就需要经过教育hellip;hellip;”[5]认识到了口语教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与区别。（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听、说、读、写”依然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但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背景下，听说的重要性被削弱了。1954 年颁布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6]明确规定小学语文科的教学内容分为“识字、写字、汉语、阅读、叙述和作文”五个部分，而在“叙述和作文”部分提出“说话教学是叙述和作文课的首要任务”。口语作为书面表达的基础，丧失了独立地位，成为写作的附庸。轻听说重读写体现在语文教材上，有的教材根本没有口语交际教学的内容，有的教材虽然出现了部分教学内容，但编排并不科学[7]。这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与要求相是相违背的。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发出不应偏废听说的呼吁。叶圣陶“听说读写宜并重”、吕叔湘“语文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教学。”“撇开语言教文字，这是一种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8]叶圣陶[9]1964年2月指出“听说读写宜并重”；1976年又于《说话训练决不该忽视》中提出“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不偏废任何一个字”，强调听说读写的并重，在忽视听说的时代背景下呼唤听说地位的回归；在《听说读写都重要》中表示：“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对听说读写并重进行进一步解读，并加强了听与说、读与写的内在联系。（三）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语文教育拨乱反正，重新重视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识字、看书、作文的能力”，只强调读写能力，忽视听说。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0]（试用）明确作出了听说方面的要求，指出“听话、说话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这标志着听话和说话不再隶属于作文，而与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并列重新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四大内容之一。[11]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训练要求有书面化倾向问题，实际上是变相的口头作文。1978版小学语文课本教材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编写的正反经验，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科学化的又一标志。[12]这一时期对口语交际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开始活跃起来，鲁宝元、张敏、恽昭世、周元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听说能力的结构；朱作仁[13]从口语的内在规律角度提出自然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听说思相结合的原则、听说相结合原则、兴趣性原则五大原则，李晔[14]则从学生的角度提出激励性原则、践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序渐进原则；听说教学手段方面，高云琴[15]提出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口语教学。（四）新世纪课程改革以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 (2001) 正式提出了口语交际的新概念，代替了原来的“听话、说话”，突出了口语的交际功能。总目标明确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往的素养。”强调了口语交际的重要地位，表明了口语交际的交际、态度和能力取向。《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目标、教学建议中对口语交际的要求基本坚持实验稿（2001），重视交际性和生活实践性。2017年以前教材方面为“一纲多本”，通用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是依据课程标准、由各个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本意是调动各地方积极性，让教材编写有竞争、优中选优。2017年部编本教材开始在全国推广，重回统编。王荣生敏锐地看到了口语交际概念背后的取向变化，并就取向与观念的模糊这一点进行了纠正。“让听、说、读、写的取向问题仅仅停留在lsquo;观念rsquo;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将不同取向所造成的能力区别当作“程度”的差异恐怕是不小的错位。”[16]取向才是实质性的问题。事实上，“努力使对方理解的“口语交际”，与比较简洁的“课堂问答”，是不同取向的两种有区别的“说话”。二者没有程度上的高低，运用的是两个方面的能力。2001的课程标准重大变化是取向的转移。戴正兴[17]运用科学的历史观观察分析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语文课改问题。通过连续多年的年度评述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把握语文课改历程与动态，也有利于我们回顾课改历程并从中汲取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范远波[18]上溯中华千年的教育传统，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研究百年内语文课程建设和教材发展变化。顾黄初、顾振彪[19]从课程论视角梳理课改发展脉络和改革趋势，科学地论述了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必要性与发展趋势，总结当代语文教材编写经验。
二、对语文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多涉及语文教科书的概念、功能、特点、教科书的编制以及使用等方面。
（一）对统编版语文教科书的研究
温儒敏、段宗平作为亲自参与教材编写的编者，从编者角度归纳统编本的创新点。二者都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出发，强调了立德树人的文化育人功能。温儒敏概括统编本的编写理念为：强调立德树人、润物无声；“接地气”，既有新理念，又不挂空；在以前各个版本教材的基础上“守正创新”；贴近当代中小学生的 “语文生活”，体现时代性。[20]并结合一线教学提出教材使用应注意之处。段宗平在从具体的编写体例归纳统编本创新点：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双线并行单元组织形式；凸显目标意识，努力使目标呈现明晰、安排有序、实现集中、训练做实；习作、阅读方面的调整。[21]薛法根[22]、谷双琼[23]、刘坤[24]从语文核心素养、教材编写体例各方面解读统编本教材的创新之处，并从教材出发，分析教材在课堂中的使用要点，探讨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发挥教材的教学价值与育人功能。为教材的使用提出建议，帮助教师实现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教法与观念的转变。文化视角下，胡敏[25]从新教材中蕴含的大量传统文化出发，分析如何在语文课堂实践中多途径实践渗透传统文化。Dilek BAŞTUĞ 和Şeref KARA[26]论述了文化迁移对双语教学的作用。
（二）对不同版本的语文教科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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