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证券投资基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这个全球基金业风云变幻的今天，基金业活跃在证券、产业、风险市场变革发展的浪潮中，行业机构励精图治群雄逐鹿，在国内产业和金融业中，基金业走到了开放的最前沿，同时投资基金业也倍受全球瞩目。
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价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上，一部分的“定量”分析也仅是计算和比较基金投资收益率，没有考虑基金投资风险。随着现代投资理论的发展，特别是Markowitz（1952）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和12年后Sharpe等人将其发展成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基金绩效评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大量研究人员开始采用现代投资理论，对共同基金的绩效进行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基金绩效评价主要从基金的整体绩效进行研究，80年代初，把基金绩效分解为证券选择能力（stock selectivity）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market timing），又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兴趣。Henriksson和Merton（1981）引入了双口模型（简称H-M模型），检验了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补充了Treynor和Mazuy非线性CAPM的检验方法。80年代末，Grinblatt和Titman（1989）、Ippolito（1989）等重新展开了对市场有效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基金产生的超额收益是否大于它们的信息收集成本。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自1998年面世以来，投资者比较基金之间的优劣，常用的是比较期初、期末的资产净值，看基金资产的增值程度，以及基金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相对比。例如，有报告指出，基金运作效果不理想，基金净资产竟然跌破面值。这意味着如果基金即时清盘的话，基金投资者也将遭到损失。
石磊、王毅捷（1999）采用国外最常见的绩效评价指标Jensen a指数分析了1998年上市的5只基金的绩效。结论表明5只基金中基金兴华、基金金泰、基金安信和基金裕阳的绩效优于沪深两市的指数，而基金开元劣于两市的指数。王茂斌（1999）利用传统基金绩效评价方法（即Treynor指数、Sharpe指数和Jensen a指数）也对这5只基金作了研究，他的结论表明这5只基金能取得超过指数的收益，5家基金隐含着高低不多的非系统性风险。倪苏云、肖辉、吴冲锋（2002）利用基于横截面回归的绩效持续性度量方法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单边上升阶段，基金绩效没有表现出持续性，而在包括市场上升和下跌的整个样本区间内，新基金的绩效不但不存在持续性，反而出现反转现象，这说明前期绩效较好的基金在市场下跌时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1]。吴启芳、陈收、杨宽、张汉江（2002）对证券选择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的研究方法、结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和讨论，介绍了有关模型，分析了研究中样本、参数选取及处理的方法，对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2]。
- 研究主要成果
20世纪60、70年代的基金绩效评价主要从基金的整体绩效进行研究，80年代初，把基金绩效分解为证券选择能力（stock selectivity）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market timing），又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兴趣。Henriksson和Merton（1981）引入了双口模型(简称H-M模型)，检验了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补充了Treynor和Mazuy非线性CAPM的检验方法。接下来的许多研究，包括Alexander和Stover（1980）、Veit和Cheney（1982）、Kon（1983）、Chang和Lewellen（1984）、Henriksson（1984）等人的研究，都进一步支持Jensen和Sharpe的结论，表明基金不存在证券选择能力(负alpha;值)，同时伴随着不合适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系数。Jagannathan和Korajczyk（1986）为了让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的检验模型更加合理，他们在T-M模型和H-M模型中引入了更高阶的变量，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如果T-M模型和H-M模型的模型形式正确的话，这些新加入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零。Hallahan和Faff（1999）采用澳大利亚的基金数据，运用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基金不存在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高阶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零。Kothari和Warner（1997）采用相同的模型进行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些结论使人们对T-M模型和H-M模型的模型形式产生了怀疑。
20世纪80年代末，Grinblatt和Titman（1989）、Ippolito（1989）等重新展开了对市场有效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基金产生的超额收益是否大于它们的信息收集成本。Grinblatt和Titman（1989）、Ippolito（1989）通过研究发现基金的信息成本大约在1.50％和2.77％之间，于是问题变成基金的平均alpha;值是否显著大于2.81％。Ippolito（1989）的研究发现基金的平均alpha;为2.81％，因此他断言共同基金在平均意义上是成功的，它们的超额收益足够抵消信息成本。因此，基金绩效评价的实证结论开始转向支持Grossman和Stiglitz的有效市场假说。
证券投资基金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从而有利于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在稳定证券健康发展方面，证券投资基金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同时它也有利于促进货币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壮大，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完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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