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文献综述
摘要：教育投入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作用。故在查阅国内外教育收益率相关的文献研究后，本文将各类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分为个人、家庭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通过性别、城乡、地区、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分类探讨我国东西部教育收益率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如年龄差异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等待深入分析的问题。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人力资本；个人收入；
一、文献综述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其中贡献最突出的就是教育资本。Theodore W. Schultz在其1960年发表的著作《人力资本的投资》中首次系统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不仅阐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更进一步对教育收益率以及教育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做了定量研究[1]。Jacob Mincer早在1957年就提出明瑟收益率模型，他把教育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准，探讨了教育与个人收入的关系[2]。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资本仅仅是物质资本的传统理念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力资本的价值，表明了教育水平的高低对于个人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影响。
而教育收益率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因增加其接受教育的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根据获得教育收益的对象的不同,教育收益率又分为个人教育收益率和社会教育收益率[3]。从《1985年世界报告》的研究结果可知，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每多增加一年的接受教育时间，其收入至少提高2.4%，GDP至少提高9%[4]。说明劳动者提高教育水平不仅能提高个人收入，更能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朱国宏（1992）等多名学者用成本收益法估计了我国的教育收益率[5]。高晓淳、薛进军（2011）更是对1988、1995、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进行分析，发现收入确实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劳动者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素养和技能水平，从而提高个人收入[6]。研究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作为衡量教育投资决策的依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大量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能作为劳动市场进一步发展和国家教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指标。然而丁小浩，余秋梅（2012）等人指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没有延续1990年初至2000年中期显著上升的趋势，而是逐渐趋于平稳，甚至有轻微下降的势头[7]。就这样的国情而言，本文主要将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家庭、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分别讨论性别、城乡、地区、个人工作单位类型、家庭背景等因素对东西部人员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我国东西部的教育收益率情况无论分性别还是从总体上看，东部的教育收益率都高于中西部（赵显洲，2015）。李实、丁赛（2003）也提出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差距虽不甚明显，但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西部，中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最低[8]。造成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除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人力资源较为匮乏外，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也较差，人力资本得不到相应的收益回报，教育收益率自然也就比不上东部地区（陈纯槿，胡咏梅，2013）。
从个人层面来看，教育收益率受到性别、年龄、个人就业状况的影响。首先，性别不同对于教育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根据1988-2007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四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市场的工资支付结构更偏向于男性，女性的平均收入虽显著低于男性，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平均水平却明显高于男性（陈纯槿，胡咏梅，2013）[9]。李春玲、李实（2008）的调查研究表明，教育收益率存在性别差异在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性别歧视程度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低，其工资性别歧视程度越高[10]。同一时期，黄志岭,姚先国（2009）不仅根据2003年的调查数据得出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2.4%，更验证了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降低其在劳动市场上受到的歧视程度的假说[11]。且赵显洲也在2015年的研究指出无论东西部和教育层次，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男性[12]。其次，张车伟（2006）则指出了教育收益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单调递减的变化，年龄越大，获得的教育收益率越低[1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和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年轻人能够选择工作的机会更多，其收入和整体教育收益率也普遍高于年龄较大的劳动人群（王涛，2011）[14]。再者，劳动者的工作单位类型和就业状况也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分布和教育收益率的平均水平（罗楚亮，2007）[15]。刘精明（2006）利用2003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在国家党政机关就职的劳动者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为私有经济部门、事业单位等[16]。而许涛（2013）却依据CGSS2005数据指出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他的研究表明私营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最高，教育回报率更高，国有企业部门次之[17]。两者存在冲突，再结合其他调查研究得知，私有经济部门的教育收益率是否高于其他部门还有待商榷（knight amp; song，2003；邢春冰，200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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