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已然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大贸易储备国。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据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 显示，仅2018年全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超过六万家，达到60533家，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达到1349.7亿美元。然而，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逐年累积，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加剧。大量发达国家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工高新企业在我国投资建厂，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环境压力。其中，以雾霾污染（PM2.5）为主的空气污染的加剧尤其显著。由此，重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雾霾污染（PM2.5）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从FDI的环境效应角度对雾霾污染（PM2.5）浓度影响来揭示两者的关系，以期为治理雾霾和引进外资提供经验研究。
首先，对于FDI的环境效应的影响而言，国内外学者此方面研究较为丰富，并在理论及经验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假说：一是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即“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主要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该假说最早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污染源的分析研究得出的，之后通过其他学者的论证，逐渐成为相对完善的理论。该假说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较发展中国家的高，所以环境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偏好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途径，将污染密集型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或某些地区为了单纯追求 GDP 而采取短视行为，导致逐底竞争，结果是改善发达国家的环境，而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国内学者则通过面板数据建模，发现发达国家通过外贸向我国转移污染，同样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3]。二是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即“污染光环”假说，其侧重从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的角度，认为外资企业通常以更先进和清洁的技术进行生产，并对东道国企业起到示范与带动效应，有利于资源投入的节约，改善环境质量，该论点也不乏经验证据[17]。
本文将FDI的环境效应以管中窥豹的形式聚焦于大气污染中的雾霾污染来进行研究，通过整合近十年的省级数据面板，运用相关模型来实证分析。
目前，将FDI与具体的雾霾污染相联系并做相关实证分析的学者相对较少，由于研究对象的问题，这类命题的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界内学者通过全局Moranrsquo;s[2,14]、指数分解法[3]、局部热点分析等不同方法建立了空间杜宾[1，2，6，12，14]、SpVAR[13]、库兹涅茨曲线[3、6]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其中周杰琦,刘生龙[1]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研究认为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曾浩,申俊[2]认为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对PM2.5浓度起着促进作用,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省域雾霾污染PM2.5浓度起着降低作用。张磊等[9]基于2000-2014年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整体上显著加重了东道国的雾霾污染,其每增加1%,导致东道国雾霾污染程度上升0.015%～0.019%。不同空气质量国家的FDI均显著加重了雾霾污染,发展中国家FDI也会增加污染程度,发达国家FDI的污染效应则不显著;空气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效应不显著、技术效应减轻了雾霾污染,空气质量较低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效应则加重了雾霾污染、技术效应不显著。景守武,陈红蕾[10]在方向距离函数的基础上,构造了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中国能源环境效率并发现：加入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以及技术创新四个控制变量之后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并且环境规制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跨越过第2道门槛之后,环境规制才能显著提高中国能源环境效率。沈梦涵[11]用Kaya恒等式推导了影响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并由STIRPAT模型得出了影响碳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碳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低碳技术水平、能源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中介变量实现的。FDI来源国的碳排放效率的高低不会对中国的碳生产率水平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史长宽[16]利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用空气污染天数衡量大气污染指数,对大气污染状况和中国FDI流量进行经验分析并发现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大气污染对FDI的挤出效应较强,即大气污染加重,FDI流入明显减少;而在大气污染较轻的地区,虽然大气污染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现出负向影响。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认识。基于此，本文拟选取能全面衡量大气污染程度，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影响更为深刻的雾霾指标来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我国省级数据面板进行分析，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参照最新发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出相对时新的结论；同时丰富和加深了对雾霾污染的认识，并为雾霾污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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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若云,周墙静.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环境污染吗？——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J].当代金融研究,2019(05):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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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依文. 外商投资企业与雾霾污染的空间计量分析[D].陕西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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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ETCHUMANNAN R，KODAMA F. Reconcil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lution-haven hypothesis and an emerging trajec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