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管理研究
- 引言
在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发展稳定性不仅对本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全球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也有着微妙的连锁反馈效应。回顾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往往与银行破产有关，再回顾银行业的经营史，银行的破产多半是由于积累过多的不良贷款。因此，学界中越来越多的矛头指向银行体系积聚的巨额不良贷款，并认为它是危害各国金融体系稳定与安全的“毒瘤”。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我国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不仅如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问题也越发严峻。不良贷款率是衡量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与经营风险的关键指标，而上市银行又是我国银行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在我国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状态下，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如何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并积累特殊制度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经验，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各银行内部应对由于存贷利差缩小、经济增长放缓等导致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调整各种监管指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外研究状况
LI Hongxia（2014）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个方面对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进行了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扩展的两阶段集中式和非合作式DEA方法对2012年中国16家主要商业银行进行了分解、评价和预测，并考虑了不良/不良产出和准备金。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非合作模式可能高估了忽视传统阶段与金融创新阶段之间关系的效率，或者与实际银行经营不一致。(2)不良贷款对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不良贷款越大，效率越低。(3)国有银行的效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逐步完成股份制改。[1]
Ristan Stijepovi（2014）认为除了加强银行部门的贷款组合和发起更具活力的贷款活动外，波德戈里察方法特别有助于对不良贷款的回收进行定量评估，这些不良贷款可通过重组进程恢复到履约状态。必须更好地从质量上了解这些贷款，以采取预防行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从履约贷款向不履约贷款的转移。[2]
Fawad Ahmad（2013）导致不良贷款增长或下降的因素有宏观经济变量和银行特定变量、银行所有权结构、腐败和信息共享等。其中腐败是影响不良贷款的主要因素之一。[3]
Simon H.Kwan（2003）验证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和自有资本呈负相关的理论。阐释了当银行的自有资本较多时，其不良贷款率较低。自有资本较少的银行更加偏好于风险较大的贷款投资以此来增加银行绩效，但这种高风险贷款通常不能按时按量收回，使得其不良贷款不断增多。[4]
Lobna Abid （2014）等人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了突尼斯 16 家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11]。提出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RLR）、绩效（ROE）和经营效率（经营费用/营业收入）对不良贷款有重大影响，支持“不良管理”的假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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